帝王采用君主独裁专制，以中央集权为毕生使命，因此，无论是否帝王的先天禀赋或所处的生长环境使然，导致帝王的多疑善变行径，但其踏上帝王宝座之日起，其多疑善变就无可避免的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这是位置决定的，任何人、任何性格的人，只要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待着，就会如此。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帝王对某臣下的猜疑，部分下属经过一些言行调整后，帝王就会放下戒心而信任，但另一部分下属却无法获得相同结果。所谓的汉初三杰，萧何兢兢业业为刘邦做事业，刘邦忌惮其有谋反之意，后萧何放飞自我、违反乱纪、坑害百姓反而得到刘邦嘉奖，反观韩信在遭受刘邦猜忌时，刘邦游云梦，到地方视察，韩信为表示忠诚没有反心，不惜牺牲钟离眛之性命，以达到破此困局之目的，但并没有获得刘邦的认可，仍旧被整，降为淮阴侯。

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两点：一是个体情感表现，是否在凸显个体的奴性特征，对领导不怨恨，坦诚对待；二是制度保障，萧何自毁声誉、违法乱纪就是在与刘邦建立制度保障，而韩信以杀钟离眛为策略，并没有与刘邦建立直接的制度保障，仅杀钟离眛，并没有自毁元气。

如果说韩信为纳投名状，倒是可以杀某个人作为条件加入刘邦阵营，因为前提是杀人是为了堵住自己的退路、后路，所以，你加入就是确定的，是可以信任接受的，所以，韩信在权术方面确实比较天真，错误使用，加之其性格不够沉稳，命运就已注定。

战国时，魏将乐羊攻打中山国，其子被中山国给烹杀，且给乐羊送了杯羹，乐羊吃了，魏文侯认为乐羊为了魏国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值得嘉奖，但臣下堵师赞却另解到，乐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说明他是个狠角色，志向不小，才可忍辱负重，忠诚值得怀疑。同样，齐桓公时，其厨师易牙将其子烹杀，炖汤给齐桓公喝了，却不怀疑其忠诚，但结果是齐桓公被活活饿死。这两个案例，同样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以满足领导利益，结局与过程却被误读相反，关键一个是被迫，另一个是主动为之，所以，是否值得怀疑，主要抓住其做事的动机就能得到答案。

那么，帝王要维持其长远统治，通常会围绕以下三大组织所需要的核心要素，展开各种决策与行动：

1 、对官僚阶层的拿捏

所谓官僚阶层，绝大多数人员，无论其所处时代或社会体制是否不同，其实他们只想做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历史上颠来倒去所谓的忠臣，就那么几个人，其他人能够做个良臣就已经很难得，什么意思？所谓做良臣，就是这些群体可以依据实际政局，自由的在不同组织系统进行切换，这就意味着，多数群体成员随时可能主动或被动造反与背叛领导，且这部分人具有相当的社会能量，因此，拿捏住这部分人是领导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领导既要利用臣僚阶层，但又不能信任他们，所以，反复无常就是君主必要的手段，一面在适当时机对臣下进行敲打，另一面不断为其设置制衡牵制的对象或机构，需要时提拔，不需要时得打压，打压之后再重用，臣下才会更依赖领导。

2 、对财政问题的平衡

在此所言财政主要指国家财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财，为什么？因为只有国家财政富裕，才有钱去推行各种国家政策的落实，比如对外用兵，国内建设，以及贵族与官僚阶层的耗度，这些非社会生产阶层，其奢靡的需耗，只要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就必然会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进行挤压，因此，除了在必要的耗费上节省，就得发展多业态，提供更多税收的渠道，所以，汉武帝在北击匈奴之后，将秦以后的耕战策略进行改革，推行农商并重的政策，为国家财政广开财路，如此，国家才有能力稳固统治，其次，对贵族官僚的削减，历代在开国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公职人员，以及贵族阶层人数都会井喷式发展，所以，官僚体制改革，削藩、反贪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其实不是权力问题，而是国家财政问题，只有将天下之财尽可能满足国家财政的需求。

3 、对大众反抗的可控

历朝历代，国家混乱，抛开所谓的外族入侵之外，对政局是否安定的影响因素，官僚贵族、以及国家财政经济出了问题导致，最后一点就在于基层群体的暴乱，通常如果基层群体是局部暴乱，国家政权很有挽回的可能，也会伴随所谓的中兴，其实就是动乱打仗已经死过一大票人员，生存内卷问题得到缓和，且执政者也给予适当的让利于民满足于基本生存条件的资源，仅此而已，就能够称为中兴。而如果普遍性的基层暴乱，基本上国家政权就面临颠覆，这是不可逆，即便是所谓万世英主如李世民，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也是回天乏术的。对待基层群体的策略，分为三步战略：一是领导杀贪官、纨绔贵族等，只能短暂起到安慰基层心理作用，毕竟人活着需要资源，这一点不搞定，乱局必生：二是如果已经暴乱，必先镇压，如果暴乱未发，则镇灾：三是政局稳定的同时，让利于民，即损有余而补不足，但需要有足够的威权，控制得官僚贵族阶层的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