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风俗研究》，黄成林编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一

采风化俗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传统治理理念中，风俗是了解民情和政治得失的重要风向标。先秦时期，采风是移风易俗治民的重要手段。《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乐师师旷对晋平公说“史为书，瞽为诗”，“瞽为诗”即乐官采民诗以讽。师旷还引《夏书》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遒人”指出使在外的使臣，使臣亦有搜集民间诗歌的职责。刘歆《与扬雄书》中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同样说明使者负有求风问俗之责。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则将采诗制度描述得十分详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从刘歆、班固的记载来看，先秦时期的采风举措被汉代继承下来，而且是天子所关注的治理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古代治理政绩评价中，有时也将风俗的好坏作为评价标准。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通常认为，历史上汉宣帝是观风治民的好皇帝，他派遣使者“观风俗、察吏治、举贤良”，十分重视地方官对地方风俗的影响，强调“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正是由于他对地方良俗的追求，所以出现了黄霸、龚遂等一批移风易俗的“循吏”。

正因为风俗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进入明清后，明太祖和康熙帝直接参与了地方风俗的设计。明太祖颁布了《教民榜文》即“圣谕六条”，要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康熙帝在此基础上丰富为《圣谕十六条》，即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窝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多方面规定了地方风俗的内容。

风俗因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正史中都会有涉及风俗的内容，比如司马迁就特别重视风俗的作用，认为“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记录了不同地区的风俗，如“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等。班固《汉书·地理志》同样关注了不同地区的风俗，如“（凉州）吏民相亲，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等。此后，这一传统在正史《地理志》中都有继承。这种以史存风俗传统被地方志所承袭，宋修《太平寰宇记》各府条之下有《风俗》一目，如开封府“汉书河南之所厥性安舒，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毛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明天顺年间所修《明一统志》亦列《风俗》目，如新安郡风俗“地杂瓯骆，务为高行奇节，异材间出，性刚喜斗，民俗真淳杂豪健”。

二

晋代以来，“大好山水，可以卧治”，就成为徽州的标签，这不仅反映了徽州的绝美山水，也体现了徽州的良风美俗。徽州风俗不仅为治斯邦者所关注，亦为生于斯者所乐道。

风俗入史的传统在徽州同样得到传承，即如康熙《黟县志》所言，“古者太史采十五国之风谣，贡于天子，上之所以为教化，即下之所以为风俗也”，利用地方志记载徽州风俗成为主政是邦者的责任。

第一部记载风俗的徽州旧志是淳熙年间赵不悔修、罗愿撰的《新安志》，其卷一《州郡·风俗》称，“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寖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

弘治十五年，彭泽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卷一《地理》记徽州《风俗》，“地杂瓯骆，务为高行奇节，异材间出，性刚喜斗，民俗真淳杂豪健。东南邹鲁，读书力田，间事商贾。衣冠至百年不变，安土重迁”，这在《明一统志》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徽州风俗的内容。

嘉靖四十五年，何东序修、汪尚宁纂《徽州府志》在《风俗志》中对徽州既往风俗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人多菲啬，尽力沟洫，孝弟质行，有禹之遗风”，“宋元以来彬彬，称为东南邹鲁”，“江左之俗，徽为最美”，“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俗尚气力，讼起杪忽而蔓延不止”，这基本成为徽州风俗的底色。

其后，徽州各府县志的风俗虽有异同，但基本是在嘉靖《徽州府志》风俗之上进行增减，正如康熙《徽州府志》所言，“风俗悉照旧志，而新增注于其下”。

徽州人十分重视对本地风俗的传颂。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徽州风俗，“古城山下，即舍家旧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被视为对徽州风俗较为经典的总结。

许承尧撰《歙事闲谭》亦十分留意“风俗”，第十八卷之《歙风俗礼教考》对以歙县为代表的徽州风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收录整理，称徽州“秉礼仗义，自古为然”，“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惹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自然流露出对家乡良风美俗的自豪感。

此外，徽州人在家族文献中同样关注风俗。隆庆年间，金瑶修《珰溪金氏族谱》第十八卷专列《陈俗》篇，“族必有俗，族之大小惟视其俗之何如。俗美矣，即小族亦以言大。俗不美，即大族乃所以为小。小大之分不系乎人力之众寡厚薄，而系乎其俗”，极言风俗与族之大小之辩证关系。万历年间，程一枝在修《程典》时专辟《风俗志》，“风俗之渐民久矣，如水之下逝，终莫能反。吾族立俗，大都与时升降，一醇一漓，固其变也。思以挽之，志风俗”，将风俗与家族兴衰相关联，且编入家谱，表明了徽人对风俗的重视。与其同时代的吴子玉，在编纂《茗洲吴氏家记》时也有专卷《社会记》。

由斯言之，徽州风俗实为了解徽州文化之关键。

三

徽学之兴起，实缘于徽州文书之发现，而徽学研究之深入，则有赖于对集成式史料的深入挖掘，徽州府县旧志中的风俗史料无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集成式史料之一。

如上所言，重视徽州风俗古已有之，然究其研究之深度与广度，似与其有关国家、社会治理之重要意义实有较大差距。揆诸已有研究成果，对徽州风俗之关注，多为嘉靖《徽州府志》、万历《歙志》、《歙风俗礼教考》，而于其他则用之者鲜。究其原因，这与风俗记载内容分散，对其整理尚不够深入全面有着莫大关系。

大约在三个月前，因我撰写的《传统村落尚村》前言《一眼千年：徽州村落史的魅力》见赏于黄成林师，他约我为其《徽州风俗研究——以徽州府县旧志为中心》为序一篇，惶恐之际又深觉有一份徽学研究者的责任与义务，遂不揣谫陋而应之，乃得以先睹为快。感于先生对学术执着之际，亦流连于该书之精详，䌷绎其华，概而有三：

一是实现了徽州风俗搜集与系统整理的结合。徽州风俗十分丰富，记载其最为集中且系统者莫过徽州旧志。该书就是将散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县域的方志中的风俗汇而成篇，仿若散处之粒粒珍珠，串而成珠，成为徽州风俗最为系统之整理爬梳。关于文献整理，陈垣先生曾自嘲是“智者不为”之事，言其艰辛而不为人理解。成林先生却是迎难而上，将五部徽州府志、六部歙县志、五部休宁县志、五部婺源县志、六部祁门县志、六部黟县志、三部绩溪县志中的“风俗”内容汇于一书，组成了迄今最为系统的旧志中的徽州风俗合集，并对每一篇《风俗》都认真进行了点校，作了必要的注释。该书的面世，将极大减轻学人的搜罗之苦，为与徽州风俗有关的徽州文化研究提供了比较便捷的获取资料的路径或溯源指引。还必须指出，搜集这三十多部旧志并非一件易事，自己的执着，好友的帮助，缺一不可。

二是实现了徽州风俗系统整理与研究的结合。对于徽州文化研究者而言，探讨徽州社会自然离不开对徽州风俗的引证，但对徽州风俗系统整理与研究集于一体的，尚不多见。该书对徽州风俗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整理基础之上，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对徽州风俗的认知。该书中间七章先系统整理一府六县各自旧志中的风俗，既而述说对一府六县各自“《风俗》的初步认知”，形成了一系列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观点。其中对述说徽州风俗或社会生产生活具有特别意义的短句，如“俗益向文雅”，“东南邹鲁”，“昔为末富，而今为本富”，“贞烈之多，良以山水所钟”，“创兴实业”，“一田两主”，“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等，予以统筹安排，置于相关章节中予以讨论，表明先生对徽州社会的认知不仅具有全面性，尚能重点关注或把握某些典型特征。该书还对个别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对前人关于“水碓隘河身、泄血脉，瓷土伤龙骨，皆利害攸关”的观点，先生从经济活动、水土保持等不同角度，结合社会发展进步，客观分析了这一观点正误之处，从而对这一观点有了比较科学的认知。

三是体现了资料整理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资料整理不仅在于厘清史实，也不能仅止步于研究分析，而是“将施有政”，有益于现实。正如旧志所述说的那样，“缙绅先生者，衣冠之倡也，士林之表也，有移风易俗之责者也”，这既是先哲的态度，也是责任，亦是一种倡导。正是在这一旨趣之下，该书充分讨论了徽州社会的“良风美俗”和“恶习陋俗”，不仅指出其表现，有的还分析了原因，进而观照了徽州“千年之俗”中对“良风美俗”的传承与弘扬和对“恶习陋俗”的批判与摒弃。进一步总结徽州风俗中的良善因子，汲取其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智慧，对于今天“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亦有重要意义。

成林先生对徽州文化的关注强烈而持久，在该书后面他还特意附上《〈徽州牌坊研究〉补遗》一文，收录其《徽州牌坊研究》成书之后搜集到的新资料，自称是“了却自己的心愿”，而我所看到的却是执着与严谨。

是为序。

来源：徐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