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倩

秋天，融入野地，也回到童年。案头放着张中海先生的诗集《农事诗》，就像乡下外祖父搁在西屋里的沾泥带草的镰刀，在生产队里跟了他一辈子，刀刃闪着寒光，木把起了包浆，却依然挺直腰杆，迎风伫立。

《农事诗》共分六辑：“屋檐水”“露水闪”“墒情”“牛有几个胃”“桃叶膏”“一颗苦瓜”，每个小标题即精神的刻度，指向诗人重回童年的路标——先是农民，后是诗人，再是灵魂的歌者。土地喂养了他，如今他到了回报的时候，于是，便有了这本诗集。张中海的诗自带时代的烙印，红薯窖、麦秸屋、青石井、打谷场、挣工分等，或短或长、或低吟或高昂的诗句，构成了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精神版图。

张中海说：“作为见证者和身经者，它只是我或更上一代先人农桑之事的档案化记录。”《农事诗》是“为农耕史考古者提供一个遗迹，为农耕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份标本”，何尝不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份临朐老农民的“说吧，记忆”？所谓“老农民”，其实是指不老的灵魂，永葆天真烂漫之心的耕耘者。

如果童年有颜色，那一定是土地的浑黄；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一定是牛羊的腥膻与草尖的清鲜。张中海的童年是这样的——村西的弥河是童年的天堂；在后园里藏猫猫，躲进奶奶的寿材里睡着了；从烟筒里钻出来的麻雀，黑头灰脑，简直像一群顽劣村童；嚼茅根、折甜秸，把母亲裹着糖衣的药片舔了又舔，最丰富的零嘴儿当数“熏黑的灶屋/鏊子窝，铜脸盆扣着的/烤红薯、咸菜疙瘩，或难得一见的小咸鱼”……还有母亲的缝针笸箩、父亲的独轮推车、妹妹的麦草戒指……无论犁耧多沉重，他的童年也有“小确幸”：“南瓜花里捏住的/那只蜜蜂，是否还嗡嗡/唱着小曲？”这分明是他心里旁逸斜出的一抹春天。

一句“为什么以至到老年的我，还热衷/不着边际的虚无”，还不是家乡李子燃烧和蔓延的云霞，赐予他的审美精神？当他有一天头也不回地逃离，“大海的辽远与红薯窖的幽暗”构成一种隐喻，远与近、爱与恨、残缺与希望，意味着早晚回来的生死盟约。

好诗如橄榄，耐嚼，让人回味；好诗似琵琶，轻盈，弹拨心弦。这本《农事诗》如刚打下来的一捆新麦，扎嘴不扎心，在嘴里嚼，漾起丝丝微甜。《农时书》《县志摘记》《祭父稿》带有叙事色彩，当做散文诗来读也无妨，关键在于语言的提纯，与场院里被风干的麦子一样，简洁凝练，直抒胸臆。

语言的强度就是思想的浓度。譬如：写高粱，“这粮食家族中的长子/知道一落地就往哪里发力，根须/如大爹暴突的青筋/又像鹰爪，一点也不含蓄/紧紧攥住，然后向上。”写玉米，“玉米，玉米，这唯一被称作玉的米/让曾经腥气加唉哼的农家/有了一瞬间质朴、温润的/光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农耕术语：“淹镰”“墒情”“套种”“锢露匠”“编大囤”“淘泉眼”“烧火罐”，是名词也是动词，是农人的口头禅、阴历节气表，不经意间构成半部乡村志。在后记里，作者胸腔里酝酿已久的呼告终于喷薄而出：“多少桃叶的苦熬，才有黏、稠、苦、筷子也挑不动的一滴？”那挑不动的一滴，是作者心灵之海的万顷咸泪，溢出纸页的韧性与感动。

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过：“好诗人身上有一种农民气。”捉兔子、摘果子、淘泉井，大抵是这样的可爱。张中海诗集里贯穿着一条“物什索隐”，庄稼、畜牲，“窝猪”、倔驴、牛、羊、骡、土拨鼠、蛤蟆、蚯蚓等，他写麦子、高粱、红薯，是在写土地；他写牛、羊、驴、骡子，则是写人性。“和鬼推磨，驴就附了鬼魂/给人家拉犁，驴就有了灵性/畜牲虽笨，耳朵却总竖着。”竖着的耳朵好比心灵的雷达，侦探人世间的美善。

诗歌，是最掺不得假的一副面孔。散文、小说，可以是外衣，诗歌必须是刻在灵魂上的面孔，你的生活怎样，你的诗句就怎样。我很赞同罗伯特·勃莱的观点：“恪守诗人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经历坎坷及保持蛙皮的湿润。”实际上，《农事诗》早已经历过《黄河传》的洗礼，它呈现的不是个体的困境，不是过往的历史，不是简单的抒情，而是它们的总和、一切的悲伤与大地的疼痛——在晚年进入清晨的清澈，锈了的镰刀重回麦秸堆里，借着柴烟的味道，娘一声声唤自己的小名，“娘说，烟是暖绛”，仅这一句，就足够了。他在纸上溯源回到故乡，以此辨认自己和亲人的真实模样。

宝刀未老，曲终人不散。挪威诗人豪格晚年时自称，大镰刀和他融为一体，在草丛中悄然歌唱，一个人的念头可以飞扬。无独有偶，那一把挂在外祖父西屋里的镰刀早已不知去向，而张中海独独喜欢的镰刀却是铿锵有声，“剜野菜，掏螃蟹眼子，剥蛤蟆皮，马尾做琴弦，蛤蟆皮糊琴筒”的那把镰刀，珍藏在他记忆的匣子里，与《农事诗》一样永不生锈，霍霍生风。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