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的北宋，王安石与苏轼是两颗无法绕开的明星。

他们同列“唐宋八大家”，都以文章名世，也都怀有经世济民的理想。王安石沉毅执拗，锐意变法；苏轼旷达率真，敢于直言。文学上，他们欣赏彼此的才华；政治上，他们却因理念不同而屡次交锋。

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政敌”。苏轼反对新法时，王安石仍然爱惜他的才华；苏轼身陷乌台诗案，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又出言相救。多年以后，两人在钟山重逢，谈诗论佛，相惜相知。苏轼也在一次次人生沉浮中，逐渐读懂了这位曾经的对手。

从针锋相对到彼此理解，从政见之争到晚年相惜，王安石与苏轼留下的，不只是一段“相爱相杀”的文坛佳话，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君子之争。

本文资料来源：《变宋》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富海

1

同道相知：在学问中看见彼此

王安石曾先后求学于杜子野、田况等，具有广阔的视野。在给曾巩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己读书的事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即使研读儒家经典，也总能说出新颖的见解。

在治学方面，他最瞧不起的是董仲舒等汉儒胡乱注解经典，尤其“天人感应”之说更被王安石批评为无稽之谈。

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抛开汉儒的误导，大胆地去发现经文的“本意”。要通晓儒家经典的内涵，不能只在儒家经典内部转圈子，而是要摒除门户之见，广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问》《本草》等实用之书，才能在学业上真正精进。

对王安石的学习方法，苏轼大为赞赏，认为他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王安石《过从帖》纸本行书，26×32.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

诗中境界：两种目光，一样高远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王安石离开鄞县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登上飞来峰，写下传世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山上的塔高“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古人常忧浮云蔽日、邪臣蔽贤，但年轻的王安石却写出“不畏”二字，表现了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身在最高层”拔高了诗的意境，表现了放眼长远、高瞻远瞩、俯视一切的豪迈气概。

杭州飞来峰

这首诗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苏轼认为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而王安石则提出相应的对策，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事物的本质。

3

政见交锋：一场变法，两种济世之心

治平三年，苏轼父亲苏洵去世，他扶送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守孝三年之后，苏轼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

同年五月，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多录取赞同变法考生的做法；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苏轼将新法比作深夜驾车，周围都是万丈悬崖，而车夫还纵马狂奔，随时会车毁人亡；在《上皇帝书》中，苏轼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苏轼的主张可能多属于老生常谈，但他在批判新法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孙克弘《东坡先生笠屐图》

苏轼指桑骂槐，舞文弄墨，反对新法，甚至一度动摇了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尽量容忍，不想和苏轼计较。

御史谢景温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传统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趁此拿下苏轼轻而易举。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违背天理，独断朝纲，这已经超出个人恩怨，属于“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决心把苏轼赶出朝廷。

在王安石的示意下，熙宁四年四月，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又迁徐州知州。

4

求贤之困：改革者的急迫与无奈

为推动变法，王安石努力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例如，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条例司首次派遣八人“分往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九月八日，张复礼、李承之又被任命为相度利害官。

对于各地变法的主力——提举常平司官员，虽然选任方式大致有三种，即皇帝亲擢、臣僚荐举和宰执堂除，但在王安石变法时，诸路提举常平司官员的选任多由中央变法机构或王安石本人直接控制。例如，在熙宁二年，诸路提举常平官刚设置时，其人选多由置制三司条例司“奏辟属官”充任。

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

苏轼多次上书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对王安石急于求成、一意孤行的行为，苏轼比喻为“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如此一路狂奔，结果必然是弊病百出。

对此，王安石不无悲凉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它才爆发。上古时期大臣中只有鲧能够治水，即使他是祸害，也不能弃之不用啊。

变法伊始，满朝上下王侯大臣，又有几人愿意支持王安石？又有几人毫无保留地支持新法？放眼朝廷上下，王安石发出了“无人可用”的感叹。

5

生死关头：王安石为苏轼仗义执言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史称“乌台诗案”。

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立国之初，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王安石为苏轼做了辩护。此时的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

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上书“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再加上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了，同属于苏轼口中“新进”的章惇也积极地营救，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违背祖制，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才华，所以免了苏轼的死罪。

6

钟山重逢：半生争执，相逢一笑

元丰七年七月，苏轼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他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

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局部）

王安石和苏轼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轼求田问舍，远离政治。

苏轼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滕达道书》中，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轼历经仕途坎坷之后的由衷之言。四十八岁的苏轼，在诗中真诚地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或许钟山相会后，苏轼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

7

身后文章：苏轼最终如何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和苏轼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

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该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轼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

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说法，苏轼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传达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从王安石与苏轼的君子之争，走进一场改变大宋命运的改革。《变宋》全景展现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带你置身风云激荡的北宋朝堂，亲历理想、权力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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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变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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