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两种自由概念？》，[德]威尔弗里德·尼佩尔著，赵宇飞、陆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6月出版，628页，88.00元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民主”是最重要但也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一方面，它在当代几乎成为所有政体必须接受的正当性来源，并且人们往往会将以雅典民主制为代表的古代民主视为典范。这一点甚至连纳粹政权也不例外，希特勒的拥护者曾将他与伯里克利相提并论，并认为全体德国人收听元首的广播讲话时，乃是复兴了当年雅典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初以前的两千多年里，“民主”却算不上是一个好词。在民主制诞生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被贴上了极端民粹或暴民统治的标签，而曾经投票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则是最臭名昭著的案例。

为什么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出现如此颠覆性的变化？在近代以来有关民主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讨论中，雅典民主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回归古典，来为当代的政治实践寻找可供参照的范本？在一个民主制度据称正受到民粹主义严峻挑战的时代，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德国学者威尔弗里德·尼佩尔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两种自由概念？》（Wilfried Nippel, Ancient and Modern Democracy: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标注页码）这部著作中，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过去数百年里，民主这一概念被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利用、重新阐释，乃至刻意扭曲的历史。尼佩尔不仅依托文献学和考古学证据，重新勾勒了古代民主的真实面貌，而且围绕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延续与断裂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描绘了一幅民主的“变形记”。

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代民主的印象，主要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古代作家的评论。在《理想国》第八卷和第九卷，柏拉图描述了五种政体，并呈现了从哲人王统治的最佳政体逐步败坏为僭主制的过程。在柏拉图的政体分类学中，民主政体看似非常美好，甚至和最佳政体十分接近，但这只是表象。在五种政体中，民主政体仅仅好于僭主制，而且距离败坏成僭主制只有一步之遥。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同意柏拉图的政体分类，但仍然继承了柏拉图对民主制的负面态度：民主制与共和制相对，是一种统治集团仅关注自身利益（而非城邦整体利益）的“变态政体”。由于古代作家对民主制提出了诸多尖锐批评，后世读者也往往沿袭了这种看法，对古代民主褒少贬多。民主制在此后两千年里被视为与暴民统治无异，当然也直接受此影响。

尼佩尔根据现有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新梳理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历史和制度安排，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还原古代民主的真实面貌，并为后续的讨论清理地基。在尼佩尔看来，要理解雅典民主制，需要把握住两个关键之处。

第一，雅典民主制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和演进的，不能将其视为始终一成不变。虽然梭伦被后世誉为“民主之父”，并确立了按照财富等级划分政治权利的规则以及公民大会制度，但直到克里斯提尼根据城邦中的部落划分，重组了五百人议事后，雅典民主才初具规模。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执政官制度确立，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人民法庭掌握了权力，由前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则被剥夺权力，于是后世熟悉的雅典民主制终于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基本成型。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初，雅典民主制又经历了重大改革，确立了“违法提案起诉”（graphe paranomon）这项重要制度。因此，无论柏拉图等作家的批评是否公允准确，他们对民主制的描述主要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几十年间的雅典城邦政治。在雅典民主制长达数百年的演进历史中，这几十年只是一小段“切片”，不能代表古代民主的全貌。

第二，雅典民主制各项制度的真实运作情况，与长期以来的普遍印象差别很大。以陶片放逐制为例，传统上认为雅典人设立这项制度，是吸取了庇西特拉图时代的教训，为了防止僭主制而驱逐城邦中权势过大的政治人物。哈林顿、格罗特等后世为陶片放逐制辩护的作者，也都认同这种说法。至于陶片放逐制的批评者，如贡斯当、休谟、尼布尔、库朗热等，则认为这种制度侵犯了自由，甚至指控这是“多数人暴政”在古代民主中的典型体现。尼佩尔指出，无论是辩护者还是批评者，都误解了陶片放逐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正作用。根据当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哪怕在没有人希望成为僭主的时代，这一制度仍在运作。有时陶片放逐投票会演变为有组织地抹黑政敌的运动，成为公民大会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家之间日常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与预防僭政、侵犯自由、多数人暴政等都无关。除了陶片放逐制外，议事会成员津贴制度、奴隶制、违法提案起诉、公益捐助制度等雅典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安排，也都需要做类似的澄清。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半身像。尽管他有着卓著的军事生涯，却于公元前471或472年左右遭陶片放逐法流放，逃亡至阿尔戈斯。

公元前482年用于投票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

总之，无论是柏拉图等古代作家对雅典民主制的攻击，还是后来两千多年里形成的种种传统印象，都可能妨碍我们厘清古代民主的真实面貌。如果未经辨别地以此为依据来理解古代民主，那么很有可能会延续一直以来的误解。

二

在澄清了古代民主的真实面貌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过去几百年现代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拒斥了古代民主的遗产呢？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往往倾向于强调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的连续性，并弱化雅典的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与当代流行的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之间的差别。例如，上世纪末美国和希腊学者曾举办过一系列学术会议，庆祝“两千五百年以来的民主”（2500 Years of Democracy）。这一表述将现代民主的起源直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这不但有意忽略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制的负面态度，同时也把古今民主之间的不同之处轻轻揭过。

这种强调现代民主直接受惠于古代民主启发的倾向，在政治理论学界也颇有市场。以美国建国和制宪为例，流行的共和主义式观点往往会认为，美国立国和确立民主制度，乃是深受古代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阿伦特是较为典型的案例，在《论革命》中，她强调美国独立运动中的革命者的行动“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古罗马人的榜样之启发与引导”（[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82页）。对阿伦特来说，美国国父们相当自觉地把自己视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继承者，在革命事业和立法创制中践行着曾经出现在古代民主中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生活。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考克也持有相近的观点，在他勾勒的所谓“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中，美国建国应归入公民人文主义的思想谱系中，而这套公民人文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古代城邦民主的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波考克著《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对于这类宏大叙事，历史学家往往会相当警惕地保持怀疑。仍然以美国建国为例，美国国父确实曾在政治讨论中反复援引古代的案例，他们在制宪辩论中也大多使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名字作为笔名（例如普布里乌斯、阿里斯提德、布鲁图斯等），并且在官方建筑中也有意模仿古典建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美国国父日益强调古今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拒绝将古代民主作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典范。例如，汉密尔顿认为当代社会的组成和结构远比古代来得复杂，因此“想要从古希腊或古罗马那里寻找可以追随的典范，就与试图仿效霍屯督人或拉普人同样可笑”（129页）。换句话说，古代民主并不是美国制度模仿的对象，也绝不可能充当后者的典范。将美国建国和制宪与古代民主政治关联在一起的共和主义式思路，虽然看似证据颇为充分，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其实仅仅是表面性的，并不代表前者受到了后者多么实质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另一场据说深受古代民主理念与实践影响的现代政治运动。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就有评论者将这场政治运动的爆发追溯到“古代崇拜”（148页）。雅各宾派的标志红色自由帽，被普遍认为模仿了古罗马奴隶在被释放时会佩戴的自由帽。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主要的革命领袖，也在政治修辞和象征中不断提及古代。然而，革命者对古代的了解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入和充分，他们往往并没有怎么阅读过古代著作，甚至罗伯斯庇尔本人不见得会拥护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此外，哪怕是德穆兰等相对熟悉古代的革命领袖，对古代民主往往也持有批评态度。在尼佩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更加强调认同古代公民美德榜样，而非想要复制古代的制度”（178页），因此我们不应该高估古代民主在大革命时期发挥的实质性意义。

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现代民主史上被认为深受古代影响的诸多重大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古代民主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可能并不见得十分突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典故、人名、意象的借用，都不足以说明现代民主以古代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为典范。

三

既然古代民主对法国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巨大，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古典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如此关注古代民主，并花了很大力气争论古代民主的性质，尤其是它对个人自由的影响？他们关心这一主题，仅仅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古代民主对法国大革命的实质影响不大，但很大程度上由于罗伯斯庇尔等人不断称引古代，大革命之后仍有许多人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归咎于狂热迷恋古代。在这个意义上，对古代民主的批评，就隐含了对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的批评。换句话说，古代民主成为了人们借古讽今的工具。

贡斯当是后大革命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所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著名区分，就明显是对大革命的反思。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是集体自由，要实现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个人完全服从于集体权威。现代人的自由是个人自由，这种自由强调私人生活的幸福和不受约束。贡斯当暗示读者，大革命中恐怖统治带来的灾难，就是试图在现代社会模仿古代造成的恶果（[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库朗热、布克哈特、阿克顿、马克斯·韦伯等后世学者在讨论古代时，也都受到了贡斯当的强烈影响。隶属于这一思想线索中的分析者，往往会强调古代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批评古代世界中个人自由的缺失。

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格罗特（George Grote）与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两位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则代表了与上述传统相对的另一条线索。他们对古代民主的“平反”，在民主这一概念的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格罗特积数十年之功，完成了十二卷的《希腊史》这部皇皇巨著，为雅典民主政治做了辩护。例如，格罗特认为陶片放逐制有助于预防“个人对权力的渴望”（255页），驳斥了将这项制度视为“多数人暴政”的指控。此外，他尤其着力将古代制度与现代制度做对比，并认为雅典民主制中的许多制度性安排优于后者，比如陪审员享有豁免权的雅典法庭，就要胜过陪审员有可能在政治审判中受到惩罚的英美陪审团制度（256页）。尼佩尔提醒读者，格罗特重写希腊历史的初衷之一，就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希腊史著作中充斥着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偏见（252页）。虽然格罗特对古代史的处理，在史学层面上更加严谨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写作中没有以古喻今之意。

格罗特著《希腊史》

在密尔那里，这种意图甚至更为明显。密尔强调希腊人是“政治自由的鼻祖”和现代欧洲要效仿的典范（260页），并认为“雅典民主制比现代代议制更占优势”（263页）。密尔为雅典民主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重要性，这一看法在后来的马克斯·韦伯那里，能听到明显的回响。格罗特和密尔对雅典民主的捍卫，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贡斯当的批判性回应。在他们看来，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应能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得到兼容。当做出如此论断时，很明显代表了他们对当代政治环境下的英国议会民主政治的期许：在现代民主中，应当也能做到古代民主中已经达成的成就。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治运动不断。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运动、德国统一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都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和理解。进入二十世纪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很快崛起，墨索里尼借用了许多古代元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供合法性。同样的，在魏玛德国，人们对雅典民主的褒贬，往往也蕴含了对魏玛民主的政治现实的褒贬。纳粹掌权后，由于希特勒高度重视古希腊和古罗马，德国学界受到政治风潮的裹挟，因此在研究古代时，往往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带上了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样，当时的德国学者将希特勒与雅典最杰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相提并论，并以此来为纳粹意识形态辩护。可以看到，直到这一时期，有关古代民主的讨论常会被赋予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用来支持（反对）当下正在执政的某一政权，或者表达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

当然，二战结束之后，这种托古讽今的做法在学术研究中日渐减少。相比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有关古代民主的讨论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学者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中，看到当代的政治话语和议题是如何渗透进学术研究的。熟悉古代史学术的读者，在看到尼佩尔这部专著的标题时，一定会联想到美国著名古典学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曾出版过一部同样名为《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开篇，芬利严厉地批评“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选民都是既冷漠又无知的人”（[英]M. I. 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5页）。

芬利著《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芬利写下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古代民主的范例来比照现代民主，呼吁公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包括选举在内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更不用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政治正确浪潮和文化战争的语境下，涌现出了一批诸如《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这样的作品。这些学术研究试图解构和批判古代民主，认为将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排除在外的雅典民主制，没有资格成为追求实现所有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现代民主制的典范。

马丁·贝尔纳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总体来说，尼佩尔这部洋洋洒洒数百页的专著，探讨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延续和断裂。尼佩尔认为，虽然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民主的诸多理想，但古代民主在现代民主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其实并不太大。在过去几百年里，各类政治事件不断影响着人们对古代民主的看法。与此同时，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古典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也借助对古代民主的研究，表达自身的政治态度，甚至开展政治宣传。在这一过程中，以雅典民主制为代表的古代民主的形象，就像是古希腊神话里可以随意变换形态的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那样，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可以说，古代民主在现代世界的接受史，就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民主的“变形记”。

海神普罗透斯（约1686）

正如尼佩尔在“导言”中所说，有关古代民主的争论很难被“明晰地划分为‘学术’和‘政治’两个维度”（第7页）。《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重要价值所在，或许就是提醒我们，当阅读过去几百年里的思想家和学者讨论古代民主的相关作品时，有必要仔细分辨他们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当然，并非只有学者才会隐藏弦外之音，政治家一直以来也同样擅长借助讨论古代民主，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当特朗普在演讲和声明中反复强调美国与古希腊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称国父从古希腊汲取了塑造民主制原则的灵感，当他宣称美国继承了古罗马的政治与文化遗产时，他实际上是把美国置于古代民主正统继承者的位置上。他的部分意图，难道不正是在文化战争的语境下，反驳那些试图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剥离开的论调吗？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为这幅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民主“变形记”，添加了一条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