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不仅在群雄争霸的政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先秦诸子以马喻理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见仁见智的观念主张。粗略而言，儒家以其言说仁义礼乐之道，墨家以其言说尚贤非攻之道，道家以其言说自然无为之道，法家以其言说任法用术重势之道，名家以其辨名析理而批判“正名”之道。

我们从孔子论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这鲜明体现了孔子的仁道主张。子游问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由此告诫大家，孝侍父母要有敬爱之心，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方面的需求。此外，与强调“克己复礼”相一致，孔子还曾言“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这里将“马”与“士”并举，其中对士人之德的要求不言而喻。

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仁义之道。首先，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微小的差别既彰显人性的脆弱，更奠定了人类高贵的根基。“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孟子认为人们对长者的尊敬，是因为内心先有尊敬之情，才有尊敬的行为，所以仁义皆为内生。其次，孟子痛斥统治者只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行径是“率兽而食人”。他告诫为人君者要以礼善待士人及臣民，否则“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不过，孟子并不根本反对人君田猎享乐，而是谏言他们如能行仁政，那么百姓即便“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也不再有怨言。

在荀子那里，以马喻理又带有了儒法兼蓄的特点，彰显了尚贤而使能、重礼而尚法、正名而使群的主张。首先，荀子常将庶人比作马，将权位比作舆，指出“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与此相应，荀子将大儒比作善御者造父，强调治世要尚贤使能。其次，荀子认为若要日行千里，良马、良御、良法三者要兼备。荀子有时也以马喻君，认为侍奉暴君“若驭朴马”，要善于因势利导。再者，荀子还以“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强调“义”及等级名分的重要性；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强调后天努力学习、坚持不懈的重要性；以“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强调君子善于利用外物的重要性。

墨子以良马喻良才，以良马任重致远言说“尚贤”主张，强调“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他也将善于治世的良才比作善于治马之良医，以此反对任人唯亲：“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墨子还以马喻理而言说“非攻”主张，“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墨子反对君王“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而言说其“节用”主张，反对“车马藏乎圹”而言说其“节葬”主张，反对“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而言说其“尚义”主张。他认为不贵坚车良马，才是为政之道。

老子指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当国家政治良好，马匹作为农具使用，反之则战马活跃于郊野。“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老子借此表达的观点是：尽管世俗的荣华富贵（如拱璧、驷马）看似诱人，但相比于领悟和实践“道”，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

马在庄子那里与“真”或“真性”相关联，隐喻人之天性或民之本性，如《庄子·马蹄》中指出“齕草饮水，翘足而陆”便是“马之真性”。“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为此，《马蹄》以“伯乐善治马”为喻，揭穿残生损性的“治民”之术对人性的绞杀——牛鼻绳、马笼头、法家刑名、智巧机心，都在肢解万物“含哺鼓腹”的本真。他追求的“天放”之境，是拆掉所有笼头，让马儿撒开四蹄，在“无矫饰之智、无贪欲之求”的荒原上，活成天地间一团混沌的自由。

法家中，商鞅认为“背法而治”就犹如“任重道远而无马、牛”。商鞅强调役使民众如乘良马，需注意调剂其体力而不能过度役用。他指出，养马者和牧马者之间不能互相监督，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如果马会说话，则马夫的罪恶就无处隐藏了，因为他们利益不同。而马与马夫“事合而利异”，利用他们互相监督可以使君王不受蒙蔽。由此商鞅推出了“遗贤去知，治之数也”的结论，意思是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只要运用正确的统治方法。其中可能也借鉴了老子“绝圣弃知”的思想。不过老子的落脚点是无为而治，商鞅的落脚点是任法而治。

以马喻理的法家主张后来在韩非子那里得到集中体现。首先，韩非子以棰策、衔橛之于马的作用强调以法、术、势三者在治国的重要性：“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韩非子还指出，古往今来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举措也不同，如希望以宽和的仁政去治理急剧动荡时代的臣民，就好像不用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韩非子以此强调变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韩非子还以造父之所以能驭马在于其有“术”来说明君主治世也需有术，如此则自己不但安逸无劳，而且还能稳坐君位并成就帝王的功业。

其次，韩非子以王良驭马日取千里强调尚贤使能在治世中的重要性：“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以驾驭车马贵能“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指出君主治世要上下一致。他还以“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强调尚贤使能不能看外表，而要看实功。韩非子以王良、造父不能共辔而御强调君主集权在治世中的重要性：“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

其三，韩非子以王良爱马说明君王爱民的目的在于用民：“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与此相应，《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明确指出，士人当为君竭诚效命，如不为君用，若马不听使唤，即便是如宝马良驹，也可弃之不顾甚至严惩不贷。

在名家那里，以马喻理又具有辨名析理而批判“正名”之道的意味。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便极具代表性。简言之即，“白”表颜色，“马”表物种，各表一类，不论从形上学，还是从逻辑上看，“白马”皆不同于“马”。但“白马非马”又不仅是形上学或逻辑学的，该命题之提出其实缘于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旨在实现“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名家另一代表人物惠施很喜欢同当时的辩者讨论“马有卵”“黄马骊牛三”之类看似怪异难解的论题。不难看出，名家以“马”辨名析理是对儒、墨、法诸家所主张治世需“正名”的一种反动与批判。并且，“白马非马”论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也受到来自各家的批评。如庄子或庄子后学指出：“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又如后期墨家针锋相对地明确指出，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乘白马或乘黑马就是骑马。不论是秦马还是普通马，它们都是马。再如，荀子指出，“有牛马非马”是迷惑于用名称来扰乱事实的说法，他认为通过验证名称的共同约定、用他们所赞成的来反驳他们所反对的，就能禁止“用名以乱实”的现象。此外，韩非子认为以“考实按形”即可消解这种虚辞之弊。

儒、墨、道、法、名等各家诸子虽都以马喻理，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乎，“马”一方面成为诸子表达自家主张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成为我们洞察诸子思想的重要窗口。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