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我在成都屋顶上的樱园（一间文艺餐厅）开设的写作工坊，学习写作。授课老师是何大草先生。每个同学必须在学期内交一篇小说，主题是故乡。

我一连交了两个短篇。何老师点评说：地方和人物的异质感、陌生感不够。

我心里在嘀咕，乌鲁木齐有啥陌生感啊，和成都也差不多嘛。都是城市。

对于乌鲁木齐，我只熟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

我家在北门。大西门、小西门，有几条街的服装批发市场。小时候，母亲一直带我在那儿买衣服。南门有一个很大的新华书店。大十字、小十字的商场多，逢年过节会和家人一起去逛逛。二道桥的巴扎，家里来了外地客人，父亲都会带去转一圈，买点干果、维吾尔族人打的手工小刀。平时和家人、朋友游玩的地方很有限，西公园、红山。

有一次，我和父母闲聊，听父亲说起以前他和我的爷爷一起去看大马戏的事儿。父亲说，两个人走了一夜，从他出生的地方，一个叫长山子的村子，一直走到乌鲁木齐。

我问他，最后看到啥了？马戏好看不？

父亲说，哎，哪儿记得那些，应该就是些猴子啊、马啊，都记不得了，可那条路真是够远的呢，现在想起来脚还觉着疼呢。

七十多岁的父亲说着，嘿嘿地笑起来，像个孩子。

《大马戏》是我父亲的故事，也是我的。

它叫我想起了18岁离开故乡的第一晚。那时候，从乌鲁木齐到成都，坐火车要三天四夜。我白天一直坐在窗边，盯着外面看。戈壁滩一眼望不到头，火车像是永远都开不出去了。晚上，我听着过山洞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仿佛有一列车正从我的身体里呼啸穿过。

二

2021年，我四十岁，才写出第二个故事，然后有了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

一本书，七个故事，花了三年多时间。久吗？我没觉得。写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只是想写，埋着头写。

想象中的故乡与记忆重叠起来，我在笔下重塑了一个新的故乡。

我能看到那片土地上的黄沙、破庙、旧城墙、护城河。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马和骆驼。他们是很渺小的人，是我们父辈那样的人，普普通通地活着，吃饭，喧荒（聊天），相聚，离别，然后默默死去。

当我放下笔，心里又生出疑惑：这年头，有谁还来看这样的小说呢？

2022年12月，在一次写作课后的聚会，我忍不住问何老师，这个时候，还有谁关心一匹马的老故事吗？我们写这些的意义在哪儿呢？

大草老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日本复兴，川端康成作出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个大企业。他在穿越废墟的火车上看《源氏物语》，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尽可能地写出纯粹的语言，继续倾向于传统主义和古典主义。川端康成的小说给了一代人心理上的慰藉。人们从文学里汲取到的力量是很大的，足以让他们从任何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来。

当时听着很受感动。可下来仍然觉着沮丧。毕竟，我不是川端康成啊！

三

2023年夏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乌鲁木齐。

书里写过的地方，我又走了一遍，边走边拍照。路上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卖哈密瓜的哈萨克小伙儿，打馕的大叔。我一直拍。

我们去了二道桥。小女儿在巴扎里穿着维吾尔族人的花裙子，蝴蝶似的飞来飞去，小声尖叫：“妈妈，快拍这个碗！你看多漂亮！”她手里拿着维吾尔族人手工做的一个铜碗，上面刻着细密的花纹。

我在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回头看，那个被我抛在身后的故乡。对我来说，那些过去，从没有如此鲜活，就像这个铜碗一样，闪闪发光。

何大草先生说：小说不是沼泽，不是池塘，而是一条流动的河。

那条河流，就是时间，是我们无法挽回的过去。

这过去，是我的，也是你的。

快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西大桥，也就是书里的西河坝。那条母亲河已早就看不见了。在我小时候，那儿就建了一座很大的立交桥。

我站在桥上，底下车水马龙，如同一条喧闹的河，奔腾着，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