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看戏！

近期，上海的文艺生活非常热闹，上海静安戏剧谷的话剧巡演刚刚结束，上海国际电影节则接棒开幕。如周瘦鹃所言“上海人的眼睛，再忙没有了”。周瘦鹃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爱看戏看电影的“忙人”，生于上海并长期在沪上工作、生活的经历为其文艺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2025年上海电影节的宣传标语是：电影之城，每一帧都是生活。在光影之间，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也随之混沌，融合出独特质感。电影节的宣传标语和周瘦鹃先生本人的影戏观很呼应，彼时之文学与当下之文艺生态生发出互动的光彩，映照着城市别样的美丽景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以忽略的一笔，周瘦鹃其人的创作及办刊经验等都对文学与城市的塑造产生了直接影响，紫罗兰气韵蔓延至今。在文学层面，除却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之外，周瘦鹃与影视、戏剧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当下读者重新观测城市的文艺脉络与风向。虽然周谦称其对影戏的热情仅是“自遣而已”，但其中也含文学之蜕变光彩。

周瘦鹃先生不仅爱看而且爱写，所写之物可分三类。其一是剧本写作，1910年周瘦鹃以“泣红”笔名编写五幕剧本《爱之花》，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因其故事性和适演性，这一剧本被郑正秋等搬上舞台，在武汉演出，演出效果很好，因此也被改编成了电影，1928年由明星电影公司出品并更名为《美人关》。从这一改编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周瘦鹃先生这里，戏剧、文学、电影三种文艺媒介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难以将其截然分离。

除却剧本创作之外，周瘦鹃自1914年开始就在《游戏杂志》和《礼拜六》上发表了一系列“影戏小说”。所谓“影戏小说”就是将有意思的外国影片改编为文言小说。周瘦鹃先生为了创作影戏小说开始在各大影院间“逡巡”。不仅不断看电影，而且很多电影都不止看一遍。在他的创作中，像《何等英雄》这样的文本就已很难明晰地区分其文体特质，无论是将其定义为小说也好影评也罢，似乎都合宜，文学性和电影性的交融构筑了周瘦鹃本人独特的自遣风格。

另一个重要的影戏渊源则是其影评写作。1925年，周瘦鹃开了一个专栏“银幕漫谈”，紧接着1927年又开设了“影戏场”专场，几乎每隔四五天就能发表一篇，写得快也写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周瘦鹃本人的影评就是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最早一批广告，既是宣传又是引介。在周瘦鹃杂俎中有一个重要分类是他的艺界交游及影视评论，贯穿这一系列杂俎的中心思想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由是观之，周瘦鹃的“自遣”已具备相当的文字“规模”，风格的凸显具备可能。

在这些文章里，较为重要的是“影戏话”，作为一个类别整体大都发于《申报·自由谈》栏目。影戏话系列写作的特点是中西、新旧的平衡。首先是其命名，“影戏”来自西文“Cinematograph”，“话”则来自古典文学评论传统。其次则是就内容而言，周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别是英美名家小说改编，“盖小说既已寓目，即可以影片中所睹，互相印证”，由影戏折射出周瘦鹃本人的文学观。除却西方经典的影响之外，周瘦鹃的影戏话也具有非常显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特质，在影戏话开篇描述中国电影史时，周瘦鹃用汉武帝隔帐识李夫人的典故来生动描述电影放映的过程，助益旁人理解。在评价《茶花女》时借用杨玉环和林黛玉这样的传统中国美女形象去深化法兰西美女的哀情形象。在整体行文中，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乃至于古典笔记体小说的体式都是周瘦鹃影戏话的重要特色。

而今回看影戏话，除却丰沛的文学意义之外，也有相当的社会效用。

首先其用在于开通民智。周瘦鹃在列举了欧美多国的影剧院盛况后提到上海的发展情况：“蟹行文字，瞪目不识，误侦探为盗贼，惊机关为神怪”。为应对这一情况，周瘦鹃以个人影戏写作的方式来“介绍”，此举能够起到一定的开民智之功效。相对应的1933年，周瘦鹃主编了《银光》期刊，虽然这一刊物只出了两期就停办了，但还是展现出他个人的办刊理念和文学观，电影“可扩大眼界，增进知识，所以影戏院可说是一座新知识的宝库，而本刊的使命呢，就是要做这宝库的一把钥匙”。除却个人的创作，还从刊物的角度出发，更为全面地贯彻“启民智”这一使命。

其次则在于丰富情感体验。于观看者个人而言，影戏话之于日常生活可以使其自觉心中喜怒哀乐，正是“笑风泪雨，起落于电光幕影中”。例如当时的《茶花女》和《朱庆乔》都是典例。在这么多的情感体验中，影戏尤为重要的一个特质是“排愁”。当时话剧界悲剧盛行，卓别林成为一个重要特例。“吾人当沉郁无僇之际，排愁无术，施施入影戏园，借滑稽片一开笑口”，卓之笑口别出机杼，被周指认为别开生面者。也正是因为此，鸳鸯蝴蝶派作家徐耻痕赞赏周瘦鹃的眼力：“在中国赏卓别林之艺术者，当以君与丁慕琴君最早，卓氏影片来沪之初，观众注意者甚少。”由此可见周瘦鹃个人眼光之独到，也可以见其不拘于个人情感体验，而将情感与人生密切关联，为其文学创作增加一个重要的参照维度。

再次则是爱国之心。周瘦鹃先生很喜欢一部电影《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认为这是影戏杰作，影片的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是自由与人道，全片洋溢着爱国爱家的大义。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哀情巨子”不止有“三地门达尔”的一面，哀情之外也有热血。而影戏话系列除却自遣，也有蜕变。《蜕变》不仅是当时的剧名，也可用以描摹周瘦鹃先生自己的情感转变。1941年9月17日，《申报》发布剧坛头号新闻：黄佐临、姚克、吴仞之及雅苑九人退出上海剧艺社，另组上海职业剧团，周建云为其领袖，并与卡尔登签订合同，并称“该团将单纯的以发扬艺术为宗旨，谋剧院发展，预料其演出成绩，必甚优美，而海上职业剧团，又多了一支生力军”。与此同时，曹禺先生也接受国立暨南大学的邀请前来沪上，不仅教授课业还在上海职业剧团任编导，可以说上海职业剧团是集大资本、大剧场、大编导于一身的顶级剧团。

顶级剧团的第一出戏便是在卡尔登影戏院公演的《蜕变》。开幕词是这样写的：“对于戏剧艺术，我们有事业的热忱，宗教式的虔信，于成功少所期许，对责任决不自馁。我们生活于现实，生活于广大的观众之中，犹如鱼生活在水中。在孤岛剧运的源流中，上海职业剧团是一道涓涓的分支，它来自主流，也将追随主流，复归于浩瀚的海洋。”

新剧团与观众的关系展现出面向现实的旨归，《蜕变》亦如此，这一剧目写于1940年初，描写的是1938—1940年后方某伤兵医院的变迁，剧目在“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的浩大呼声中落幕。直接的呼喊，强烈的爱国情怀具有典型的广场艺术特质。与其说这是曹禺个人写作观的转变，不如说是在战时文艺浪潮的影响下孤岛文学的总体风貌。同年，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民众纷纷自发纪念，孤岛之中爱国情绪进一步昂扬。《新闻报》1941年发出这样的评论：“在畸形的上海环境中，能够从舞台上认识前线战士们英勇斗争的精神，谁都从心头感动的。”《蜕变》以话剧向前线战士致敬，掀起热潮，连演37天之久，场场爆满。周瘦鹃先生也看了《蜕变》并撰文《看了〈蜕变〉》，这篇观后感发表于他自己主编的《乐观》杂志。个人经验在公共领域里找到了某种共鸣，或许也正是因为《蜕变》之激励，“自遣而已”作为一种谦辞有了更深广的拓展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学史以周瘦鹃为核心在论及雅俗互动、新旧文艺的关联时，张爱玲并非唯一的案例，曹禺也是深入探讨二者关系的重要切口。

而且“蜕变”仍在当下延续。孤岛心声在当代回响的一个重要代表是《浪潮》，这一话剧由上海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出品、何念执导。在舞台上，时间逆转，五位烈士还魂，柔石、胡也频、李求实、冯铿、殷夫等五位烈士在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司令部，《浪潮》话剧关注的是几人牺牲前后的细节。话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匆匆一世只看如何选择，事在人为只需坚定前行”，革命、浪漫、理想扑面而来，周瘦鹃先生所经历过的蜕变在当下也不断发生。近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也隆重推出了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的策划——“从救亡图存到孤岛心声”，《大路》《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经典影片重映，召唤每一位观众踏进影院，重温周瘦鹃先生当年所经历的观影故事。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