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书法家赵冷月先生诞辰110周年。

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沸腾——纪念赵冷月诞辰110周年书法大展”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举行。

赵冷月先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极具胆魄、开时代新声的大家。他对书法“一意孤行”的探索，彰显了其可贵的艺术棱角与独立精神。

从“写好看的毛笔字”中走出来

20世纪60至80年代，上海书法以“书卷气”为典型特征，堪称全国书法重镇。沈尹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其号召力远超出书坛，加之白蕉、潘伯鹰等名家的汇集，使上海成为全国书法的中心。

沈尹默等名家在上海中国画院和工人文化宫授课，以褚遂良的楷书与“二王”为传统，带动了一批书法爱好者。在当时钢笔逐渐普及的情况下，沈尹默提出“写好毛笔字”，其现实意义大于艺术追求。

赵冷月正是从“写好毛笔字”，即写好看的毛笔字、有经典性的毛笔字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在普遍以“写得好”为书法唯一标准的年代，他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性的道路——创新。

他毅然放弃已经成形的风格，迈向书法未来可能的体现，这一转变极为艰难，且令大多数同辈人难以理解。他们普遍认为，毛笔字尚未写好，何谈创新？

超前的艺术观念往往难以被同时代的人所接受，赵冷月可谓一位“殉道的勇士”，在面对几乎一致的批评甚至责难时，他仍坚持探索，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的选择不是出于反叛，而是源于对书法本质的深刻理解与信念。他不惜代价走向自己所认定的艺术未来，这种决绝的、义无反顾的探索，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沸腾——纪念赵冷月诞辰110周年书法大展”现场

超越实用书写，追求风格表达

上世纪80年代，书法艺术在受到长期禁锢后开始复苏，大多数书法家忙于恢复技法，追求书写的基本功。而当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技法时，赵冷月跳出了这一集体意识，将目光投向更具创造性和个人风格的领域，尤其是魏碑。这种突破和超前，源于他对书法本质的深刻洞察，也注定使他成为一位高冷、孤独、不被理解的探索者。

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书法语境中，沈尹默所倡导的“二王”与唐楷传统是绝对的主流，技法端正、字形工整是唯一的标准。这无形中影响了其他书法风格的发展——魏碑、篆隶和狂草等几乎都被排除在主流外。

赵冷月正是在这种单一审美的氛围中，毅然选择走向雄强拙朴的魏碑，尤其聚焦于《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与唐楷审美截然相反的类型。他并非否定传统功底，事实上，他与周慧珺一同被视为沈尹默最优秀的继承者。尽管他笔墨娴熟，功底深厚，但他不愿囿于已成规范的道路，转而追求风格上的突破与创作上的自由。

当大多数人仍沉浸在“复原书法”的阶段时，赵冷月已主动走向“创作书法”的自觉。他独自承受的那些不解、批评甚至嘲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审美惯性的强大，也凸显出他作为先行者的孤独与勇气。

赵冷月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写了什么样的魏碑，更在于他在一个强调共性、传统的环境里，坚持了个体的艺术自觉与风格探索。他所开辟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参照。

赵冷月 楷书节临《南安王元桢墓志》1991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赵冷月萌发了超越实用书写、追求风格表达的艺术意识。他同时涉猎篆、隶、楷、行多种书体。在多数人看来，能写好行书已属不易，何必再旁涉他体？但他不愿只做笔精墨妙、局限于一体一式的“写字匠”，他渴望成为一个具备全面修养、善于融会贯通的书法艺术家。

赵冷月的艺术视野或许与其长期任职于广告公司的经历有关。美术设计与广告创作的背景，使他对空间、构图及视觉表现更为敏感，也更敢于跳出传统书写习惯，尝试不同的形式安排与风格组合。这种跨界的眼光，令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更为灵活多变的态势。

赵冷月 行书“极果”1995年

既有帖的流畅，又现碑的张力

改革开放初期，“八五新潮”等艺术新思潮对美术界产生了强烈冲击，也间接影响了书法领域。赵冷月虽未接受过学院教育的系统训练，却与“八五新潮”以后强调创作与观念的艺术潮流同频共振。他广泛涉猎篆、隶、楷、草，打破“专工一体”的学书传统，体现出一种近乎学院派专业创作的开放态度。

他的探索，可看作从“常识立场”——写好毛笔字、继承传统的阶段，迈向“艺术立场”——强调风格、形式与时代感的自觉转变。与沈尹默、白蕉等强调文人风度和书卷气的传统路径不同，赵冷月的作品逐渐显示出“艺术家书法”的倾向，更注重笔墨的表现力与视觉结构的经营，而不仅仅是传递文人雅趣。也正是这种面向时代、敢于吸收新思潮的勇气，使他在上海这一传统深厚的书法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现代转型的先声之一。

在书法界，“碑帖结合”常被视为一种创新路径，但我认为这一提法本身存在逻辑问题。碑与帖的本质不同，碑源于刻凿，帖来自笔墨，二者的结合往往流于表面形态的拼凑，缺乏明确的美学标准和实现路径。所谓“结合”，究竟是以碑为主，还是以帖为主？比例如何？效果怎样衡量？在概念模糊的情况下空谈“结合”，容易陷入似是而非的境地。

在从帖到碑的转换过程中，赵冷月也曾面临过迷茫。他从帖学传统中走出，转向魏碑时，既渴望吸取碑学的雄强气质，又难以完全摆脱帖学的笔墨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盲目追随先前的碑学大家，如张裕钊的“外方内圆”、康有为的“烂草绳”式连绵、赵之谦的“颜底魏面”、李瑞清刻意模仿刀刻的锯齿用笔，而是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不抛弃早年深厚的帖学功底，又试图融入碑的体势与精神。

从“点易题诗”七言联和节临《南安王元桢墓志》中，足以看出他在上世纪60年代跟随沈尹默学习的临摹功夫非常扎实。但功夫好对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功夫好能为艺术探索提供基础和助力；另一方面，功夫太好了，又会成为他创新的阻碍和束缚。

赵冷月1982年所作的“好问则裕”，可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无论是用墨用笔的方式、技术的方式，还是他的气格，都是顶流。“好”字的重笔，“问”字下半部分的枯笔，“则”字头部近于倒三角的形状，“裕”字中间、衣字旁与“谷”左边的一撇挤在一起，呈现疏密关系。这幅作品用墨浓重、笔势开阔，结构疏密有致，既有帖的流畅，又初现碑的张力。

赵冷月 榜书“介洁” 1992年

在质疑声中，保持对艺术的虔诚

赵冷月大可安于写一手漂亮的楷书或行书，赢得普遍认可，可他偏偏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在上海这个帖学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转向碑学探索。做出这一看似“自找麻烦”的选择，是因为他有“破旧立新”的志向和推动艺术发展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他的探索还体现在对基本笔画的重新思考上。例如他在1992年所写的“一”字，完全跳出了传统“二王”或唐楷的规范——没有回锋起笔，没有顿挫收锋，形态如木片般平直而生硬。在追求“笔精墨妙”的语境中，他主动选择这样一种看似“不精良”的笔墨语言，实则是在追问：书法的表现是否必须遵循既有的审美范式？是否可以从根本笔画开始，重建一种属于现代的艺术表达？

他在“介洁”等作品中刻意摒弃提按、回锋等经典技巧，以生拙、直率的笔法重构字形，明显是受到魏碑中“生拙”审美的影响。而在“极果”一类小品中，他又尝试极端的空间挤压与墨色变化，突破传统碑帖印象，探索个体风格标记的可能。

这些作品未必全都成熟完美，在创新的过程中必然有犹豫或未臻理想之处，但重要的是，赵冷月始终在努力摆脱经典的笼罩，试图建立一种具有现代意识、个人印记的书法语言。

年届八旬时，赵冷月仍将自己一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进行公开展示并召开研讨会，真诚地寻求批评。等待他的却是主流书法界的强烈否定，甚至尖锐指责。

令人动容的是，赵冷月并未轻易放弃或愤然回击，而是反复聆听批评录音，试图从中寻找有益的部分。他甘愿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在贬斥与质疑中保持对艺术的虔诚与探索的热诚。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某件作品的成败中，更在于其作为一个“殉道者”的精神高度。

赵冷月还致力于突破传统书法形制的限制。他不仅追求笔法与风格的革新，也在尝试改变条幅、对联、横批等常规作品格式。当多数书法家都专注于中小尺幅的创作时，他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大尺幅作品，这在其同代的书家中颇为罕见。他的榜书尤其出色，堪称海内外佼佼者。这些大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对物理空间的敏感与控制力，更反映出他不安于既定范式、力求全面创新的自觉。

对赵冷月的定义，不仅应着眼于其“碑帖融通”的笔法实验或“艺术家书法”的风格转向，还需看到他在作品形制、视觉表现及整体艺术观念上的开拓。他是一位在形式、语言与精神层面均不甘守成、力求超越的全面革新者，其探索为书法从传统“书写”走向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原标题：《赵冷月：“一意孤行”的书法先行者》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陈俊珺

来源：作者：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