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阿芳

日头毒辣辣地烤着，知了在树荫里扯着嗓子嘶鸣。路旁曼陀罗的白花却顶着热浪，开得正旺。堂哥来电话催我回去摘无花果。

老家院里的果子已经熟透了吧？要是母亲在，早就一遍遍念叨着让我回去了。

回村，车子沿着熟悉的小路慢行，最终停下。远远望去，老家的门楼掩在一片青纱帐里，显得格外孤单。偌大的门前空地，如今已被邻居们种满了玉米、大豆，绿油油一片。绿意越浓，老屋就越发显得破败。车窗里看得分明：大门上挂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木门被风雨啃噬得斑驳。门缝里，能瞥见院中草木疯长，一棵无花果树在荒芜里兀自枝繁叶茂。

门口井边，八十多岁的子文爷爷正佝偻着身子提水抗旱。瘦骨嶙峋的上身，提着半桶水，摇摇晃晃。我赶忙上前接过。老人浑浊的眼望向我，喃喃着，像说给我听，又像自语：“你妈要在，我就不遭这罪喽。你妈啊，是真好的人呐……”

那些年，老家后院有块小菜园，为浇水方便，我们打了井，装了潜水泵。电源一合，省时省力。子文爷爷的菜园和我们只一墙之隔，倔强的老人日日来老井挑水浇灌。

不知哪天起，母亲让我买根长软管，从墙头扔过去，给爷爷的园子顺便也浇上水。她当时的话，我至今记得清楚：“老爷爷八十多了，挑水不易，咱顺手的事。你们呢，隔三差五请他过来帮点小忙，理理菜园子啥的。不然，他那要强的性子，白受咱的好，心里不踏实呢。”

直到去年搬家，我想把故居钥匙留给老人，方便他用水，他却死活不肯：“不行不行！无功不受禄！你们搬走了，菜园不种了，我也帮不上啥忙了，无功不受禄！”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嚼透了当年母亲话里的深意——她的善良，是裹着体贴的糖衣，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别人的尊严，暖了人心，又不留痕迹。

“芳子？”一个沙哑又熟悉的声音冷不丁在背后响起。我一惊，回头，竟是西邻刚妈！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脸上竟堆着笑，招呼我去她家坐坐。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的热乎劲儿，让我心里直犯嘀咕。

她是我们四十多年的老邻居，打我记事起，她就活脱脱是村里的“活阎王”，男女老少没她不敢打的，公婆都被她打得头破血流。全村人见她都绕着走，生怕沾上火星子。

这么多年，父母竟能和她相安无事，也是奇事一桩。她家杂物垃圾常年堆到我家门口，占了好大一块地。村里人都看不过眼，母亲倒是很淡然：“忍字头上一把刀，省多少麻烦啊。”

我们两家就这么“和平”着，直到晚年父母随我搬去烟台定居。

可半年后，等我们再回老家时，我肺都要气炸：我家门口西边堆满了她家的破烂，连东边空地，也被她圈起来种上了庄稼蔬菜！

我撸起袖子就要找她理论，被母亲拉住：“咱也不回来住，空着也是空着。她家院子小，东西让她堆吧。门口荒着白瞎，让她种点东西，收成好歹是点进项，毕竟是邻居。”

那时只觉得母亲懦弱得不可理喻，善良用错了地方。

牢骚归牢骚，母亲的话还是要听的。这口气，被我生生咽了下去。

她粗糙的手此刻在空中比划着，说起我小时候：“小黄毛丫头，丑着呢！可你妈会打扮，给你拾掇得花骨朵似的，打小就像城里娃！”话锋一转，语气竟带着唏嘘，“你妈是好人呐，天底下顶好的脾气！欺负她的人，那是伤天理！我骂遍全村、打遍全村，看谁都不顺眼，可对你妈，我愣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多年的疑惑，此刻豁然开朗。原来化解她戾气的，竟是母亲那春风化雨般的善良！让她不忍也不能，去伤害那份纯粹的温良。

这么多年，头一回这么近看她。头发花白，皱纹深得能夹住岁月。她絮絮叨叨，说那次母亲在院里劝我的话，她在墙角听得真真儿的。“唉，那么好的人咋说走就走了呢……”她不住地叹息。

临走，她硬塞给我一包无花果：“知道你打小就爱吃这个！”

我不知道母亲的离世在她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波澜。但此刻，这包沉甸甸的无花果，确实像一股清泉，流过心头坚冰的缝隙。原来，世上真没有化不开的冻土，只要包容足够暖，善意足够长。

母亲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嘴角该漾起欣慰的笑吧。

这个滚烫的盛夏，竟因这意料之外的暖意，透进一丝清凉。

车子缓缓滑行，像怕惊扰了村庄。老屋的屋脊，父亲操劳半生的村委院子，母亲浣衣的小河，童年撒欢的场院……一点一点，在视野里剥离、后退。那些过往，那些沉甸甸的记忆，就让它们安放在身后的时光里吧。

盛夏的绿意浓得化不开，深沉而磅礴。晚风拂过，我透过朦胧的泪眼望向远方，心底却异常笃定。因为，我的母亲，在她离开后的这个盛夏，用无声的语言教会了我最朴素的真理：无论世道如何，守住内心的善良与爱，就像守住一眼不枯的老井。你予世界以暖，世界终将回你以光。这是生活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