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或许可以追溯一个古老的命题：文学是什么？

李浩：文学是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里也应有一个确切的回答，至少对我来说是，三十余年，它基本没变过。我所做的，只是微调。在教授“创作学”的第一课，我就曾向我的学生阐释过我的文学观：它是作家用他的理想、幻想和梦再造的一个世界，尽管有时它和我们的世界离得很近，但它致力探寻的是存在的可能而不是已有的存在；它是人类对世界最敏感、最深入、最微小又最阔大的感知，它让我们停下了思考我们的生存，生存的境遇和问题，思考他者的生活的不同，思考我们对生活应有的思虑；它是艺术，是艺术的建筑，它让我们从中领略之前未能领略、未能充分领略的美和魅力，让我们的心获得飞翔，让命运获得呼吸；它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总被忽略、遗忘甚至掩饰的沉默区域，让我们审视人何以为人，生活是否存在另一种的可能。在这里，我也重提一下我的好文学的标准：一、它首先是也必须是有艺术质地和情感投入的好文字，让人回味、思考和会心的好文字；二、它是新的，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思想上、艺术策略上有自己独特的提供和发现；三、它探究人的存在，通过对某个人的具体考察来发现和审思我们的生存，在这里，作家需要也必须称得上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四、发现只有小说（艺术）才能发现的东西。符合这四条标准的文学在我看来都是好文学。

记者：我们比较多强调作家要对现实发声，但转念一想，有时我们也需要对人类永恒的命题有一种追问的意识。

李浩：纳博科夫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他说，对小说的欣赏是用脊椎骨来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情感宣泄形式。”“要是消受不了那种震颤，欣赏不了文学，还是趁早罢休，回过来看我们的滑稽新闻、录像和每周的畅销书吧。”“面对文学作品，去研究它的社会学效应，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主要是应某些人而生的，也不得不如此。这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关系，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用背脊读书，读书还有何用。”

似乎昆德拉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有些人，是不懂得领略艺术的美的，他们要的只是明确的、先于理解前的判断。他们要选择正确，要的是一个简单划分的世界：要么卡列宁是有罪的，要么，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是个荡妇，她必须去死。在这里，他们把艺术看成是现实或思想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艺术的贬损。

记者：网络、视频等新媒介兴起以后，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赋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有一部分正被别的载体所替代。所以，现在比较多看到的是轻逸的小说，却未必是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逸。总的说来，我们当下的很多作品，常常以“人性是复杂的”为由，把一切的“判断”都悬置起来。如此，固然可以让小说变得顺滑，也或许同时助长了作家思想的惰性。

李浩：有时，我感觉着语言的……复杂，多意，不及和遮蔽，你发现它和你想说的有着相当的距离，有时甚至是悖反……卡尔维诺预言小说的轻逸时，似乎也没有略掉反思，他的有意强调可能标明的是他对这一艺术法则的看中。

反思的当中自然有判断；但面对的歧义，选择的两难，以及在我们人性当中的掩藏，更是文学的，更是应当置于反思中的。小说在某种意味上说的确不是做出判断，而是呈现问题的可能，将我们带入这个问题中。所以，我很认同悬置道德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道德，反对道德在文学中的介入。它有，一直有，只是小说不是以做出判断为核心目的，那是社会学、哲学的事儿，如果仅将这一块拎出来拿它和社会学、政治、哲学去拼，它肯定是弱的，所以卡尔维诺强调文学的轻逸，这在本质上是对文学艺术品质和游戏性的强调。

记者：我们谈了那么多话题，实际上都是源于对文学，对小说发展的关切，你对文学、小说的前景，大体上持怎样一种判断？

李浩：或许，小说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包括多数艺术的时代都已过去。当下，各种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把握世界整体性的难度的确是越来越大，而哲学和小说似乎还有努力的可能。小说依然可以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来打量。

但我们正越来越感到文学的影响式微。我希望那些忙于奔跑却不知跑向何处的人们慢下来，看一下沿途被忽略的风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文学和艺术的美妙，审视和打量我们自身，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生活有无另外的可能……大江健三郎有句自喻，“我是那唯一的，跑出来的报信人……”一个优秀作家的存在，我想不会受太多非文学本质因素影响的，无论他的写作有无所谓读者，有多少读者，众还是寡，他更应关注的、思考的是他希望通过文学向人类传达怎样的信息，他在写作中表达了怎样的反思，追问，疑虑和两难。在此我转述剧作家过士行的一句话，他如此认定：“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在写作的时候我会用它来提醒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