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遗存有大量服饰，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隋唐兼容并蓄、共融一体的时代文化风貌，“服”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包容性，表现在地域包容、性别包容、阶层包容、民族包容和宗教包容方面。服饰考古视角下，隋唐遗存俑像服饰深度诠释包容开放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变化规律。

【关键词】中华文明 隋唐服饰 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言：“一部服饰史涵盖原料、工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诸多问题。如果社会停滞不前，那么服饰变革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①文献与考古互证的隋唐服饰亦如此。虽然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较早从考古学角度系统研究中国汉代至唐代服饰②，但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则进一步拓展了一般性考古学方法，创造性地采用阐释类型学进行服饰研究。③著名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等采用多重证据法更加系统地研究服饰在不同文化体系和文明遗存中的形成、变化及或显或隐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隋唐盛世的多彩华服见证社会包容的时代景观④。新中国成立以来，隋唐考古成就斐然。服饰考古框架下，隋唐遗存所见俑像、石质葬具和壁画所绘人物图像，印证文献记载的服制（有礼服与常服之分，包括首服、身服和足服三大部分），为我们呈现出区系类型化、多样文化因素交融化、时空演变有序化和共存关系具象化等诸多特征。“时服入礼”，生动诠释隋唐中华服饰文明的璀璨华章，“服”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特别是包容性。

地域包容

考古揭示的隋唐遗存遍布全国各地，形制、结构、空间分割和人物位置具有时代共性的特征，显示出官方制度推及地方的力度和各地的接受度。无论是广义上的胡地与汉地，还是京冀与府州，或者交通沿线的枢纽地区与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各地遗存皆见等级秩序分明的主与从、仪卫与生活、物质与精神的人物服饰组合模式，标识高等级身份地位的大型石质纪念物及其他珍稀材质器物上的人物服饰更有代表性。在地域分布上，最能代表当时政治与文化理念的“长安样式”迅速传播至各个地区，“衣如其人”的儒家服饰伦理随时因地广泛流布，以新理念和新风尚之名被各地接受。同一时段同类型遗存的人物服饰，既是关键人物官宦生活的秩序性景观，又是中央管理体制的地方呈现。俑像服饰按照官秩、功能及亲疏关系有序排列，依制设色。于是我们看到各地遗存俑像服饰的同质性：甘肃武威和庆阳、辽宁朝阳、江苏南京和扬州、广东广州、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地俑像服饰风格与陕西的长安和洛阳地区整体一致，仅有一些细节呈现的地方化差异。例如，长安、凉州、洛阳等胡人聚居地区有“今著毡裘学胡语”，剑南也有被当地人围观的“毡裘”青年军人，河洛间远征的平民弟子也以“毡衣”御寒。

性别包容

隋唐遗存的俑像、壁画和石质葬具的人物图像存在男女同款服饰现象，反映北朝以来服饰突破男女界限的史实，即女子易装现象。自战国胡服骑射以来，女性履行男性职责的事实行为打破了传统的男女服饰边界，女穿男装或胡装成为普遍现象。成因有三：一是北朝各草原游牧民族妇女地位普遍较高，男女服装界限不甚严格，有些服饰男女通用，如鲜卑长裙帽、合袴、圆领或翻领束带小袖袍服、靴履等，既保暖遮蔽又便于骑射和出行。隋唐王朝“胡气”氛围中女性地位的明显变化亦源于此，如岑仲勉先生《隋唐史》所言：“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⑤二是佛教提倡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论述的“无有男女尊卑，众共生世”观念。三是唐代实行开放包容的治理政策。女着男装更是唐代的时尚。皇室公主、贵族女性、侍女和普通女子皆以男装为日常时服。《新唐书》记载：武后时女子“有衣男子衣而靴”“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仕女衣胡服”。《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新唐书·五行志》等记载：“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以致于开元年间进士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抱怨：“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幂䍠，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各类材质的俑像、石质葬具和壁画图像中，女着男装人物便是这种时风的具身化体现，有不少女穿男装的裹头内人形象。⑥

阶层包容

自北朝以来，圆领袍服和翻领袍服成为男女、尊卑通用的服装，也有女性着戎装现象。孙机认为，唐代女装无论丰俭，窄袖紧身长襦、长裙和披帔这三样不可缺少，首服多样，有高髻、抹额、幂䍠、帷帽、笠帽、胡帽，但初唐、中唐、盛唐和晚唐不同时期款式有所差异。⑦《旧唐书》卷四五载：“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开元年间，为进一步强化“以尊君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再次确立了“贵贱通用（服）”的新服饰制度，造就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华服装体系的辉煌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人物服饰的颜色并未严格遵循服制的品级标准。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环境下，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其传达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职业道德、宗教关系和婚姻状态等社会信息并非精准匹配，或未严格遵循与官品等级相对应的衣服令，出现一些非对应性现象。

民族包容

在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上，隋唐时期各民族服饰汇聚一堂。鲜卑服、突厥服、吐蕃服、回鹘装，以及浑脱毡帽、羊皮“馄饨帽”、貂皮帽、突骑帽、幂䍠、帷帽、朱雀冠、展翼鸟冠、虚帽、步摇、束发带、盘辫发等，甚至装饰纹样，都广泛流行。“陵阳公样”就是民族图式包容交融的典范。其创始人窦师纶先祖为鲜卑纥豆陵氏，北魏时迁徙洛阳，孝文帝时改为汉姓窦氏。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窦师纶作蜀锦花样“陵阳公样”，图式为联珠团窠内“大、小科”动物纹样左右对称，代表性纹样包括联珠对兽（禽）团窠与宝花对兽（禽）团窠两种型制。特点是色彩丰富艳丽、纹样高贵大气，充分彰显中华衣冠之美，终得朝廷接纳以“异文”厘定。

宗教包容

隋唐遗存人物服饰反映这一时期不同宗教兼容并蓄，分为主题性和元素性两种形态，分布于不同物象系统的各个部分。石窟寺，如敦煌唐代石窟壁画的佛教、祆教、道教等各类服饰琳琅满目，洛阳龙门唐代石窟集中展现石刻艺术巅峰时期的人物优美华服。陕西西安、甘肃庆城、河南洛阳和安阳一带，各类遗存皆见僧侣俑像、壁画和石质葬具中的佛教人物、动物和植物图像，如李和墓、潼关壁画墓、武惠妃墓、李宪墓、阿史那怀道墓等贵族墓石槨纹饰中的飞天、神祇、仙人、护法、仪卫、伎乐等，服饰既有世俗时装，又有诸教共有的披帛、璎珞、朱雀冠与展翼鸟冠，还有披袍、袒右肩装等特殊习俗。

综上，隋唐各类遗存所见服饰凸显当时政治文化的包容性。首先，服饰形神与政治秩序互为表里。《开皇礼》《武德衣服令》《贞观礼》《开元礼》等律令塑造衣冠之礼的权威性，通过服制进一步确立社会关系与等级秩序，充分融合胡汉服俗服礼，树立华夏衣冠的规范性，彰显隋唐王朝重振“中国”殊远威仪的新“服”象。其次，隋唐服饰的演进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轨迹。无论衣裳、裙襦、袴褶、鞋履或帽冠、头饰及发式等，均随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变化。例如，材质由御寒防沙的厚实动物皮革或动物毛织品，演变为布帛丝绸或添加皮毛镶边，袍服领部由保暖的圆领到时髦的双翻领和单翻领。值得一提的是，游牧味十足的风帽样式，由北朝时期厚重的帽裙垂肩变为隋唐时期轻薄的小冠与幞头，造型经历了由大到小、帽顶由圆平向高顶、垂裙由长向短、由实用到礼仪或装饰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演变脉络。再次，隋唐服饰元素见微知著地展现多样文化交流交融的进程。例如，步摇于东汉时期由中亚大月氏传入，后与北魏鲜卑草原元素融合，在隋唐时期衍生出更加华丽的新形态，成为命妇身份地位的象征。源自龟兹地区的窄短半臂,后世遍布各地且演变为宽袖、袖口带褶皱的半袖袍。源自波斯的锁子甲、胡禄、弯韬等武备系统，经各朝改造后被接受并流传。源自波斯、拜占庭、印度的各类服饰及纹样同样经历了在地化发展历程，如搏斗纹、骑士翼马纹、天马纹、象舆纹、狮子纹、鹿纹、鸾鸟纹、联珠纹等。又次，隋唐服饰及其演变与其他遗物存在明显的共存关系。服饰的图纹并不局限于服饰考古实物及纺织品中，同一时代服饰中流行的图纹在各种器物中也有反映。不同时期的图纹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制度特色、文化品位和审美爱好。我们可以从不同服饰风格（形制和纹饰）所持续的时间，对其类型与层级逐一排序，观察其形制变化及文化包容规律，从而理解中华服饰文明在隋唐时期通过广泛吸纳、协同、均衡、新创与推动的时代脉络，凸显开放包容之时代特性，“服”证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历程的辉煌时代。

【注释】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67页。

②[日]原田淑人著、常任侠等译：《中国服饰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174页。

③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页。

④⑦孙机：《唐代之女子着男装与胡服》，《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第4期。

⑤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650页。

⑥杨瑾：《汉唐文物与中外文化交流》（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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