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说过：“上班就是上坟。”这句话真妥帖，考古学家的工作可不就是“上坟”吗？郑嘉励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此前的著作《读墓》《考古者说》等都与“上坟”有关，但这次的新作却并非研究那些历史遗存的古迹，而是一场掘向血脉与心灵的“考古”，向记忆深处挖掘自己来时的路。

《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是郑嘉励的非虚构回忆录。浙江玉环楚门的朝东屋自然村，是郑嘉励的家乡。这个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微渺地点，只有借由在这里长大的人的深情之笔，它才会放大再放大地出现我们眼前，也只有借由作者在地方志典籍里搜寻的蛛丝马迹，我们才能知晓这块“化外之地”所经历的苦难，明朝时的“禁海令”、清朝时的“迁海令”……海边人自古靠海吃海，被迫与海洋分离的遭遇，是渔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与苦难史诗。

在无形的“洛阳铲”下，一个正在消失的中国乡村渐渐显出了原貌。晚清的老屋，三开间，两层楼，养育了郑家几代人。硬山式的屋顶，灰瓦两面一铺。台风天，瓦片乱飞，叮叮当当。靠海取材，两侧山墙以蛎灰、黄泥为黏合剂，结实又牢靠。朝东屋的生计，除了种田，还有晒盐。靠太阳吃饭的原始操作，很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时时提着心，注意着天象变化。闲暇娱乐，一起打打牌，或挤在盐务所里一起看电视。棉花地在海塘下，盛夏是采摘棉花的时节，女人们坐在纺车前，快速转动线锭子，坐在织布机前，投梭打纬，织成土布匹段，再用靛青染成蓝白花布，就可以剪裁做衣服了。

这些乡村的日常，充满了生动的场景感，可是，仿佛平静无波的日子底下，隐藏着时代风云对个人命运的摧折，还有贫穷所滋生的人性的贪婪。郑嘉励的爷爷和外公都是读书人，爷爷写一手好毛笔字，还是记账的细致人。外公在上海的高校里念过法律，爱绘画爱作诗文。两家在当地都有名望，也因此时运不济，到了郑嘉励父亲一辈时，郑家的“读书种子”只能默默掩埋在时代的泥沙之下。乡村人是淳朴的，也是势利的。父亲的“懦弱”，母亲的“强势”，父母的争吵让孩子倍感难堪。亲戚之间的利益纠葛，围绕宅基地的争产，工作在外偶尔回乡探亲时所面临的没有边界的打探，这些都让郑嘉励百般滋味在心头。

“关于往事，关于亲情，也许我们距离远一点，才能看清楚。”郑嘉励写家人，也写玉环街上各式的人，写地方人情，写山水风物。郑嘉励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同时也对变迁带来的失落感进行了细腻的描绘。那片熟悉的稻田、盐田，那些儿时的玩伴，曾经热闹的乡村节日，都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远去。他的乡愁不仅仅是对故乡山水的思念，更是对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一种乡村文化的缅怀。这种乡愁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触动着每一个读者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情感共鸣。“因为曾经远离的家乡，终归是我归去的方向”，我们厌所厌，也爱所爱，我们无法割舍也不能割舍，这是我们共有的乡愁。

在郑嘉励的记忆里，“儿时曾在滩涂上捡拾海螺蛳，抓过招潮蟹，捕过滩涂鱼，钓过海蜈蚣和无数有名无名的小鱼。”大海是可怕的，在孩子眼里，它又是迷人的游戏场，慷慨赠予人们生活的资本和快乐的情绪。而如今，海边的生活已然面目全非。当年贱如草芥的野生大黄鱼，今天花再多钱也买不到了，因为人们遗忘了“向海讨生活”应该具备的谦卑之心，敲罟作业这类竭泽而渔的捕捞法，让海洋渔业资源濒临枯竭。

郑嘉励的描述，让我想起英国学者卡鲁姆·罗伯茨的名作《假如海洋空荡荡》。郑嘉励，这个从渔村走出的考古学者，以这样一种“考古”的方式，将探寻历史的手铲转向自身血脉的源头，也让我们叩问自己的得与失、我们的奋斗与坚守。历史阐述旧事，考古挖掘过去，我们想要拥有的未来，奠基于我们从前走过的每一步。

文/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