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上午11时，新洲区辛冲街道冯畈村，气温逼近40℃。稻田里，一条醒目的红色横幅在热风中猎猎作响：“你在外放心赚钱，我在家帮你种田。”

华聪站在田埂上，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薄汗，T恤早已湿透。他操作着无人机，在稻浪上空沿着规划好的线路划过，伴随着旋翼的低鸣，药雾均匀洒向稻田。“两分钟，搞定一亩！”他说。

这是武汉恒德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日常一幕。他身后，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新农人”，曾经的职业是建筑工、厨师、汽修工……如今，他们共同的身份是数字时代的“田保姆”。

华聪（中间）和两名“90后”合作社成员在冯畈村的稻田边

一群“90后”的返乡选择

从城市打工人到乡村“飞行员”

31岁的华聪，大学学的是测绘专业，现在的身份是武汉恒德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我爸搞工程，我跟着干了段时间，行业冷了，家乡的土地却一直在那里。”他说。

他的合伙人之一——王梦希，小他2岁，大专学的是汽修，“在武汉打了几年工，觉得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就回来了”。

从华聪2017年买下新洲第一批植保无人机创办合作社至今，已陆续有7位返乡“90后”加盟。在华聪的叙事中，这不是诗意的归园田居，而是一场坚韧的战役。

近十年时间，华聪的合作社从一台“铁鸟”、一辆二手小货车，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的合作社机库更像一个微型科技展厅，拖拉机、收割机、旋耕机等现代化农机一应俱全，最引人注目的是20台农业无人机。这些搭载了精密导航与传感设备的“铁鸟”，是他们服务小农户的核心武器，年作业面积超过20万亩。

华聪（中间）和两名“90后”合作社成员在冯畈村的稻田边操作无人机

“老人农业”困境

谁在种地？如何种地？

冯畈村有三个自然湾，余家河、胡家道和冯畈湾，村里最多的是老人和土地。

夏玉华，20世纪80年代的老村支书，如今守着4亩承包田。“以前自己种，累得不行，一亩地只能收五六百斤稻子。”

为什么不把地流转出去？老人的回答直截了当：“一亩地的流转费300元，4亩地一年只有1200元，地‘租’出去了，我吃什么？土地是饭碗，是根！”

冯银华家的情况更严峻。他中风后已不能下地干活，儿子因意外成了植物人，家里11亩承包地的收成，是重要的生活来源。“以前用手扶拖拉机，我们两口子光耕地就要干好几天。”67岁的冯银华说。

像夏玉华、冯银华这样坚守在田间的老人，在全国乡村普遍存在，他们守着家旁边的土地，却只会用落后的农耕方式对抗着市场、气候和衰老。而如今，华聪们提供的“全程托管”服务，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全程托管+订单农业

小农户当上“甩手掌柜”

华聪们提供的“全程托管”服务，涵盖农业生产的“耕种管收”，并采用“订单农业”，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产量。

农户作为土地的承包者，仍然保留土地收益权——“想卖就卖，想吃就留”。

夏玉华算了笔账：托管前，自己种，累死累活不说，4亩地种一季水稻，收入不到1000元；托管后，亩产达一千三四百斤，扣除托管费及其他成本，4亩地可以净赚2000多元，还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签个字，交个底，往后收成全归我，操心受累交给合作社。”长期在外务工的夏咏明一句略带幽默的话，说出了对田地托管服务的感受。每年春节后外出前，他都要与合作社重新签订托管合同。目前，冯畈村90%的小农户都与合作社签订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合同的背后，是他们对土地复杂的情感，更是数字农业赋予小农户的新选择。

无人机“飞”平田埂

数字技术助推“小田并大田”

在中央及省、市大力推进“小田并大田”的背景下，华聪的合作社提供的“全程托管”模式，也为推进这项政策提供了一种“软性”的整合方案。

“在我们的作业地图上，没有张三家几亩地、李四家几亩地，只有‘冯畈村北区第几作业单元’。”华聪点开手机上的农业App，屏幕上显示的不是分散的地块，而是被算法优化后的整片绿色区域。“无人机按照最优路径飞行，它‘看不见’也不在乎地下的田埂。我们打药、施肥，是以‘亩’为最小单位，但作业逻辑是‘万亩’。”

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规模化服务，在不触动土地承包权、农产品收益权的前提下，率先实现了经营权的虚拟连片和生产的规模化，为最终物理上的“并田”奠定了实践基础和效益示范。

“算盘一响，田埂自让。”合作社用实实在在的经济账，让村民自己动手“拆”掉了心中的田埂。夏玉华道出了关键：“过去为啥并不了？我家地肥，他家地瘦，并在一起我吃亏。现在托管给合作社，他们统一测土配方，统一水肥管理，弱田变肥田。最后收成按亩算，产量都高了，谁还有意见？”

合作社的“订单农业”模式更是强力黏合剂。过去品种不一，稻谷品质参差不齐，粮价上不来。现在全村统一种植优质香稻，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收购。“品质划一，才能形成品牌溢价。谁家要是种别的，反而卖不上价。这就在利益上引导大家主动‘并’到一起。”华聪说。

土地被数字技术重新编码

不是“机器换人”而是“为人赋能”

冯畈村的土地，正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田埂或许还在，但在生产的维度上，它们正在消失。土地被数字技术重新编码，被规模化服务重新整合，被统一的市场需求重新塑造。

数字农业的推广离不开政策支持，华聪算了一笔账：合作社购买一台5万元的无人机，政府补贴1.2万元；帮小农户托管，政府每亩补贴2.7元。

“我们不是取代农民，而是成为他们的‘数字农具’。”华聪这样定义合作社的角色。在“村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架构下，小农户得以共享现代化智能设备与专业农艺。土地碎片化这一千年难题，在数字化的黏合下迎刃而解。

在武汉光谷举行的“东湖论坛”智慧农业论坛上，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易红梅在作《大国小农与农业数字化转型》报告时警示：数字技术“赢者通吃”，可能排斥缺乏资本和技能的小农户。她呼吁，由于“大国小农”仍是我国基本国情，农业数字化转型要更多关注在农村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户的利益，不能让他们被“落下”。

“数字农业绝非冰冷的机器替代，而是要让技术适应人的需求，特别是占大多数的小农户的需求。”华聪说。

“你在外放心赚钱，我在家帮你种田。”烈日下，冯畈村稻田里的这条红色横幅，格外醒目。这或许就是中国农业转型最坚韧的底层叙事：不是消灭小农，而是让每个人在时代浪潮中，都能找到与土地相处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