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杀妻，是《水浒传》中著名的“三杀”之一，但在后世的戏曲、影视中情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为什么？本期视频，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黎明将分析“杨雄杀妻”必须改编的原因。

学者黎明谈《水浒传》的改编(05:41)

《水浒传》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自问世起，又成为了明清以来各种地方戏曲的母本，被演绎出各种情节故事。其中，由明末清初戏曲家沈自晋创作的《翠屏山》，在今天虽然听闻不多，但在清代，却是各地上演频频的“大爆剧”，并成为后世各地方戏曲中“杨雄杀妻”故事的蓝本。清道光四年（1824年）已有该剧目。除京剧外，川剧、湘剧、徽剧、汉剧、秦腔、同州梆子、桂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均有该剧目。在《古代戏曲中的北京》一书当中，也收录了《翠屏山》的部分选段。

《翠屏山》一共27出，其故事源自《水浒传》第44回至第46回，讲得是蓟州狱吏杨雄与石秀结义，石秀发现杨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通奸，石秀告知杨雄后，反被潘巧云污蔑，后石秀杀死和尚，呈证于杨雄，杨雄于翠屏山杀妻潘巧云，与石秀投奔梁山。

传统的水浒戏有著名的“三杀”（武松杀嫂、宋江杀惜、杨雄杀妻），这三出戏的核心都是“杀”。《水浒传》里是怎么描写杨雄杀妻的呢？他用了一段近乎白描的文字，但白描里却透着异常的残忍：

“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

“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沈自晋的《翠屏山》戏剧却在有意淡化小说中的暴力色彩，在情节铺陈、人物塑造以及主题表达上进行了显著改编，增加了潘巧云与和尚之间青梅竹马的旧情铺垫；通过程式化的舞台动作和虚拟的表演方法，把“杀戮”的重点，放在了人物关系和这种关系所体现出的戏剧性上。

无独有偶，当代关于《水浒传》的影视改编当中，凡是涉及到“杨雄杀妻”这个部分，其改编策略和沈自晋的《翠屏山》都有不少的相似。在不同时期的影视版本中，都在通过情节重构、人物动机调整、价值观重塑等方式，去修正《水浒传》中“杨雄杀妻”的血腥暴力和性别观念落后，使其更符合现代观众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比如1998年的央视版，就弱化了血腥场景，将水浒原著中杨雄剖腹取脏的虐杀细节完全删除，仅以镜头暗示处决结果，避免视觉刺激，同时突出了石秀的挑唆，强化了石秀为自证清白而步步设局的心理，暗示杨雄是被兄弟情义裹挟的被动执行者。又比如2011年的电视剧版，增加了潘巧云的控诉。在《水浒传》中，潘巧云只是一个沉默的被审判者，但在这一版本的电视剧当中，潘巧云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临死前直指杨雄冷落妻子。该剧也因此在传统的男人戏里，增加了宝贵的女性视角和声音。

为什么传统戏曲和现代影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弱化暴力血腥呢？也许这是因为从文学到戏曲，再到影视，其实对观众而言，就是从抽象的文字符号解码到直观接受具体形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们对于血腥暴力的接受阈值是递减的。另外，文学的艺术理想是求真，我们可以接受文学形象的丑陋、情感的丑恶、道德的匮乏、杀戮的血腥，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字描写中的“不美”和“血腥”并不能直接激起我们审美心理上的不适感。但是若忠实地表现在戏曲或影像中的话，“不美”和“血腥”会在视觉中得到强化和凸显，就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厌恶之感。

李安曾说过，“电影是一门落实的艺术，很多云淡风轻的东西都必须翻江倒海地去做。”我想，对“杨雄杀妻”的改编逐渐弱化血腥场面，这就是李安导演所说的，不是对原著的背叛，而是必要的改编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