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神秘的西夏，迎来世界探究的目光。

为此，《上观新闻》专访了《西夏史》作者，宁夏大学人文与民族学部部长、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西夏史》讲述了西夏从建立、兴盛到衰亡的历史过程，从宗法礼教、经济生活、文化风俗、民族交往等方面还原西夏社会面貌，印证了西夏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统格局的组成部分。

从考古发掘到文献解码，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这场对话既是对西夏陵“申遗价值”的深度阐释，更是对“何为西夏”的生动解答。

西夏褪去“神秘滤镜”，露出烟火气里的真实面容——它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长卷中不可替代的一章。

没有大迁徙

就没有后来的西夏国

上观新闻：《西夏史》开篇介绍了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历史上的两次大迁徙，并提出“没有大迁徙，就没有党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后来的西夏国”。党项历史上的两次迁徙为何如此意义重大？

杜建录：党项历史上有两次大迁徙，第一次是唐朝初年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州东迁到陇右庆州，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后从陇右庆州北迁到鄂尔多斯南缘的平夏地区。这两次大迁徙意义非凡，给党项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党项早期生活的青藏高原，属于高寒地区，无霜期短，“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到了陇右庆州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气候温润，适合人类生产、生活。

二是生产环境的变化。党项早期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以游牧为生，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他们酿酒所需大麦，是和吐蕃人交换来的。而迁居的陇右庆州，则是我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三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内迁前生活在青海湖以南的党项，周邻是吐蕃、吐谷浑，他们以游牧为生，处于部落社会或者农奴制社会阶段。内迁后与之接壤的汉族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农耕社会，在先进的农耕文明影响下，一部分党项人逐渐学会了农耕。当然，内迁党项人学会农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三个变化的结果，党项人从游牧走向定居，从部落走向部落联盟，为后来建立西夏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观新闻：党项两次大迁徙都是从发生战乱的地区迁出，迁徙后不仅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直接接触到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

杜建录：是的，虽然经过千里跋涉，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但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生产、生活， 党项部落发展很快。特别是“最为强族”的拓跋部在唐朝政府的帮助下，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到庆州，后又把其中一部与其他党项迁至平夏。这既保存了拓跋部的力量，又密切了党项与唐朝政府的关系。

2025年7月10日在宁夏银川拍摄的西夏陵1号陵与2号陵（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党项迁徙前后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杜建录：党项迁徙前后最大的变化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一是部落社会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地缘关系加强了，形成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南山部落三大部落。内迁前每个部落都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维系的。而大迁徙的长途跋涉，加上地理环境的变化，使得部落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地缘关系加强了。大家住在同一个地方，不管你是拓跋部，还是细封部、破丑部，都以地缘为纽带，组成部落联盟。

二是加强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平夏地区自古以来是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交流、交融的要道，为内迁党项人对外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至少从中唐开始，党项人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就十分密切，党项人用自己的畜产品交换汉族的粮食、丝绸、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党项马是当时最受中原欢迎的商品，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为证：“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三是一部分党项人逐渐学会了农耕，改变了生产方式，“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四是逐渐接受了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如生产方式上，由游牧逐渐转向半农半牧；丧葬习俗上，由“死则焚尸，名为火葬”，逐渐转为土葬，西夏陵的9座帝陵和271座陪葬墓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

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

上观新闻：可以看到，《西夏史》是将西夏历史置于唐宋历史演进的大脉络中来书写，既呈现了党项民族的主体性，又揭示出其与不同文明的互动关系。

杜建录：唐朝初年，吐蕃从青藏高原崛起，与唐朝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介于唐蕃之间的党项面临选择，要么被吐蕃征服，变成吐蕃的一个部落；要么千里万里跋涉向东迁徙，到唐朝的内地生活。党项人最后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唐朝，选择了文明。如果没有迁徙，党项人还在原来那个地方，自然就没有后来的建国。党项内迁，还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宋初，随着经济重心东南移，定都汴京开封，唐朝的都城成为次边，无暇顾及边塞灵州。同时盛极一时的吐蕃、回鹘已经衰落，进入西北地区的吐蕃分裂成凉州吐蕃潘罗支、河湟吐蕃唃厮啰以及沿边散居的吐蕃部落；回鹘一分为三，占据甘州的甘州回鹘，占据西域的西州回鹘以及进入中亚的喀喇汗回鹘，他们和吐蕃一样，无力阻挡党项的进攻。这样的格局，让党项拓跋部占据灵州后，继续向西发展，北收回鹘锐兵，西掠吐蕃健马，最终占据河西。

上观新闻：以儒治国，是西夏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杜建录：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汉礼，又结合民族自身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融合创新。

《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这是史书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取士的记载。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开篇首列谋逆、失孝德礼、背叛、恶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顺等“十恶”罪，和唐宋立法指导思想完全一致。1143年，由名儒主持内学以及在各级各类学校设立孔庙，在西夏历史发展上是一件大事。因为，西夏曾长期处于国主年幼、母族专权的局面，统治者往往重视蕃学和采用蕃礼。此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汉礼占据西夏教育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西夏是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境内所有学校立庙祭祀。

上观新闻：1149年，西夏“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选官从过去的世袭、议功议亲到科举考试，这见证了儒学对西夏社会影响之深远。

杜建录：首领世袭和议功议亲始终贯穿西夏历史的全过程，但科举考试的推行对脱胎于落后社会的西夏政权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官员总体素质比较高，在西夏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科考入仕者既有党项人，也有汉人。而且西夏第八代国主神宗李遵顼中过状元，成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状元皇帝。

在西夏陵博物馆拍摄的西夏陵出土的文物。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神秘的西夏”

其实已经是过去式

上观新闻：《西夏史》作为人民出版社“历史通识书系”的一种，承担着历史普及的功能。在撰写时，您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让原本可能晦涩的西夏历史“活”在文字里？

杜建录：《西夏史》既然属于“历史通识书系”，就不能写成对某个学术问题的专题探讨，也不能陷入争议性话题的辨析。我的目标是用平实晓畅的文字，把西夏历史的脉络清晰地讲出来。但“通俗”绝不等于“随意”，书中每一个观点、每一处叙述都要有史料支撑，而不能像历史演义那样。同时，尽量通过具体的历史细节让文字落地，用鲜活的片段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上观新闻：不少人看待西夏历史文化带有一层“神秘滤镜”，您觉得这种神秘化对西夏历史文化的传播来说，是助力还是阻碍？

杜建录：大众觉得西夏神秘，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汉文史料关于西夏的记载非常零散，且缺乏系统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大量西夏文文献流失海外，国内学者长期难以接触到这些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夏难免成了“遥远又模糊”的存在。

而我们研究西夏、编写西夏史，核心目的就是剥离这种不必要的“神秘滤镜”，让大众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西夏。这正是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上观新闻：该如何引导大众看见西夏史更真实的“烟火气”？

杜建录：应该说，“神秘的西夏”其实已经是过去式了。经过几代学人的积累，汉文史料的系统整理、西夏文文献的影印出版与深度解读都有了很大进展，现在，西夏的社会面貌、基本制度、发展脉络都比较清晰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学术成果转化成大众的读物，增加历史通俗读本的供给。用大众熟悉的方式讲述西夏人的日常生活，让大众对西夏历史有一个真实而正确的认知。

西夏艺术中

潜藏着海量历史信息

上观新闻：您曾在5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提到：“西夏学素有‘绝学’之称，过去中国对西夏学的研究进展较缓，西夏史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而近代以来，随着大量文献与文物的发现，西夏学研究逐渐兴起，成为一门富有魅力的新兴学科。”如今5年过去了，西夏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进步？

杜建录：近年来，国内西夏学界产出了一批集大成的成果，一是整理出版多卷本《西夏文物》，过去这些文物多藏于博物馆或考古所的库房中，通过系统整理，让它们“走出库房”，成为西夏学研究的可用材料；二是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大型西夏学著作《西夏通志》；三是已出版及即将问世4种西夏文词典，将为文字研究提供更扎实的工具；四是产出了系列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西夏文化艺术研究成果；五是西夏文文献研究方兴未艾，佳作不断。

随着这些成果的推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夏与西夏史，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西夏文化是中华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西夏史更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25年7月9日在宁夏银川西夏陵博物馆拍摄的迦陵频伽。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上观新闻：特别是编撰《西夏通志》是为西夏修史，可谓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

杜建录：即将出版的多卷本《西夏通志》由史、志、传、表组成，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专史之间，将史志和史论结合起来，是西夏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体例和方法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修一部纪传体西夏史的缺憾。

上观新闻：在梳理西夏史料时，有没有一个平民故事、一段日常记载让您格外触动？这些细微的“历史尘埃”，是否让您看到了更具体生动的西夏王朝？

杜建录：黑水城文献里有一则“李春狗扑买饼房契”的记载，特别有意思。“扑买”就是竞标，一个名叫李春狗的人通过竞标盘下了一间饼房，就是烧饼店。这则记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西夏的社会生活和宋代北方地区基本相同。你看，当时西夏的店铺通过竞标转租；店里的物件写得清清楚楚，有平底锅、灶、口袋、面粉、锅铲、水缸等。李春狗一家租下店面后，就在这里做烧饼、卖烧饼。这告诉我们，西夏人不只是吃肉喝酒，也吃烧饼。这种日常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让遥远的西夏变得可触可感。

上观新闻：您的《西夏史》中收录了不少来自甘肃瓜州榆林石窟、黑水城等遗址的考古插图，还通过解读西夏佛教壁画、雕塑讲述历史，这让全书呈现出“文献、考古、艺术”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

杜建录：西夏留存的历史资料本就稀少零散，因此需要使用文献、考古、艺术等多种史料进行研究。其中，艺术史料主要是“以图证史”，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实现多重证据的互证。比如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互证，西夏文文献与同时期汉文文献互证，更能让实物资料（包括文物、遗址，以及壁画等艺术品）与文字记载形成呼应。这样才能让研究更扎实，让西夏史的叙述更可信。

上观新闻：西夏艺术（壁画、雕塑等）中藏着大量历史密码，您的研究如何从艺术审美中“破解”政治、经济、宗教等信息？

杜建录：西夏艺术是对西夏社会风貌的生动定格，其中潜藏着海量未被充分挖掘的历史信息，值得今人细细观察、深入探究、系统解读。以壁画为例，榆林窟的《牛耕图》直观呈现了西夏社会的核心生产方式，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而同窟的《锻铁图》则暗藏着手工业技术演进的关键线索。图中锻铁场景里的风箱尤其值得关注。此前传统的风箱为皮囊，由整张小牛皮制成，工艺相对原始；而这幅壁画中的风箱已发展成竖式风箱，这种风箱推拉互用，能保持炉火持续旺盛，技术上的革新显而易见，这是西夏手工业进步的鲜活佐证。

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上观新闻：作为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您一直强调西夏学研究要兼顾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始终追求西夏学研究的“顶天立地”。

杜建录：西夏学研究，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顶天，是追求占领西夏学研究的学术制高点，致力于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打造为全国乃至世界西夏学研究领域的高地。立地，是西夏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文创开发让躺在文献资料里的西夏史“活”起来，服务于现实生活，赋予文化自信。

上观新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您认为这对西夏文化的价值认定有怎样的意义？

杜建录：西夏陵申遗成功，不仅是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更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种具有典型的交往、交流、交融意义类型的增加。

坐落在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是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西夏考古遗存，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实证了11至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西夏陵申遗成功，将积极促进对西夏陵与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并带动西夏历史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大众化。西夏陵作为文化遗产，老百姓需要更多地了解它的历史面貌，社会有需要，就会带动、推进学术界成果转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产品，推动文旅融合与教育实践成为学术传播的新载体，提升西夏学的社会显示度。此外，也为学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平台，通过文化传播与公众参与，进一步使西夏文明从“神秘”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上观新闻：西夏陵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叙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

杜建录：西夏陵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见证，而西夏本身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典型缩影。

西夏陵的研究和保护，从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开始。1972年，宁夏博物馆对西夏陵进行全面调查，按调查顺序进行首次编号，拉开了对其系统考古发掘的序幕。从1972年到1975年，发掘了6号陵，出土了金银器、竹雕、铜器、铁器、陶瓷器、骨骼等；发掘了177座陪葬墓，出土了铜牛、石马、瓷器、丝织品等。此后，一直不断有调查和保护性发掘，相继发表系列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不断丰富着我们对西夏文明的认知。

从出土文物来看，西夏陵的遗存有着四大鲜明特点，这些特点恰恰印证了其文明价值的独特性：一是数量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馆藏西夏陵文物7100件，裸露和堆积在陵区的砖瓦和琉璃残件更是不可计数。如此规模的遗存，直观反映出西夏王朝曾经的物质文明水平。二是等级高。出土的诸如鸱吻、龙首套兽等大型建筑构件，以及碑额雕刻龙纹、石龙柱等，均属皇家等级，体现了西夏的礼仪制度与统治秩序。三是多元文化汇聚。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于一体，如出土的铜牛、石马显示了农牧文化的并存；佛塔形的陵塔、莲花柱础等体现了对佛教文化的推崇；人像文物中既有胡人形象，也有汉人形象，直接印证了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政权。四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如镏金铜牛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系一次浇铸而成，见证了西夏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石马雕塑与著名的党项马相印证，见证了西夏境内的畜牧业生产状况。

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让西夏陵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物证，而西夏史也成为阐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逻辑的范本。

《西夏史》

杜建录 著

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褪去神秘外衣，西夏的真实，藏在寻常烟火里》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