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马桥文化时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

马桥文化

如何影响了本地区历史发展的方向，

它与现代社会的形成有什么联系？

追寻马桥文化的探索步伐依然应该延续。

“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诵读活动的第二十七季，我们邀请了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的少年来诵读《追寻马桥文化》。今天，你将听到的是《马桥文化的刻划符号是文字吗？》（下）。

马桥遗址的发掘者在整理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时，主要从字形的组合方式进行分类，然后进行类比研究。宋建先生认为马桥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由短直线或弧线组合而成，它们有些是平行的横或竖向的线条，有些是两条线条相交，有些是两条线条呈夹角相连，有些近似于叶脉纹的组合，还有些与折线纹相似，还有一些特殊的组合方式，这些构成了马桥文化刻划符号的特殊结构。他把234个刻划符号作了同形合并，归为59种。又根据形体结构相似、含义可能具有一些共性的若干种单体归类，将其中33种分成六类。另外26种因各自数量太少未归类。

a类：横或竖的直线或弧线，直线用尖锐品工具刻画，占多数；弧线用指甲压刻，比较少。所谓横和竖是指线段与口沿边缘平行或者垂直。还有少数斜线，依据其接近程度分别归入横或竖。一个单体符号的线段多为一至三条，只有极个别的超过三条，最多的一个有八条线段。线段的排列基本平行，非平行排列的比较少见。a类符号的结构最简单而数量却是最多的，共有8种62个。b类是a类的扩展与补充，即在横或竖的线段上再添加一道，有竖、横、折的区别。c类是两条线段相交及其扩展。d类两条线段相接成夹角及其扩展。e类与陶器上的叶脉纹相似。f类为折线形及其变体。

参照殷墟类似符号的解读，马桥遗址发掘者认为马桥文化刻划符号中数字占有更大的比例，分类中的a类和c类、d类的主要部分都是数字，而b类和c、d类的其他部分以数字为基本构架，又增加了简单的线段，他们是在数字外的附加记录。由于马桥文化陶文相对固定在红褐陶器上，因此，发掘者认为陶文应该与红褐陶烧造的复杂工艺有关，但是它们究竟是表示制作的顺序、陶器的批量或器类的件数，尚不能确定［1］。江西鹰潭角山商代窑址中在烧造的陶器上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刻划符号，从而再次证明在陶器上发现的单体符号大致与陶器烧造工艺有着一定的关系［2］。

汪宁生先生曾经根据民族学调查，总结出原始记事方法大致有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类。他认为文字是由原始记事方法发展出来的，但两者之间仍有明显的差异，主要区别在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而符号或图形是脱离语言的；文字可以成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凡是识字的人都能了解其意义，而原始记事中的符号或图形主要是帮助记忆；文字是连贯的，能表达完整的思想，而符号或图形是不相连续的；文字形体相对说来是固定的，而符号或图形的写法是经常变动的。因此，只有表音字的出现，文字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文字，才算是真正的文字［3］。而文字系统证明是人类所曾发明的一种最有效的系统，不仅用来描述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用来与人们沟通并控制他们，将社会组合为一体，并把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传给后世［4］。

从马桥文化的刻划符号来看，虽然它们已经具备了一些特殊的意义，其中部分也有可能与早期文字相关，但是大多数符号与后期的成熟文字差异较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部分刻划符号应该与后期文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寻找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1］宋建、周丽娟：《论马桥文化的陶文》，《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鹰潭市博物馆：《角山窑址：1983—200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3］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2页。

2023年5月起，区政协办公室、区教育局、团区委和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诵读活动，陆续邀请闵行区多所学校的青少年一起来读好书、善读书、懂历史、爱家乡，合力推动“闵行情”读书活动落到实处。

第二十七季，我们邀请了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的少年来诵读《追寻马桥文化》。筚路蓝缕，以启后学，本书致力于全面收集马桥文化发掘及研究的成果，多视角地展现马桥文化的特点。本书既是向马桥文化命名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献礼，也希望它能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石，引起学者们对马桥文化更多关注，共同推进学术的不断发展。

2025年7月起，第二十七季正式开启，每个工作日的21:30，我们不听不睡！

一起聆听闵行声音，发现闵行之美……

朗读：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汪梓骁

编辑：汤婧娴

初审：黄圣源（实习）

复审：林心怡

终审：刘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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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号作者：今日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