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1岁的王健林，又有了新麻烦。
近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万达商管新增两则股权冻结信息。
此番冻结总金额超过1.4亿，冻结期限三年，执行法院均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股权被冻结，不仅意味着这部分股份无法自由流通、质押或交易，更暴露出万达集团日益恶化的现金流状况和债务负担。
正所谓祸不单行，在新增股权冻结消息的同时，万达还因未履行法院判决，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其中，公司及法人张春远被限制高消费。
根据执行信息，仅6月，万达商管就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强制执行157万元，而这，仅是“冰山一角”。
天眼查APP显示，今年以来，大连万达集团已新增多条股权冻结信息、被执行人信息。
截至目前，其被执行总金额已超75亿元。
令人唏嘘的是，这个曾经能在全国铺设上百座万达广场的地产巨人，如今却频频被卷入各种司法纠纷，只能靠着一次次资产出售艰难补漏。
回首过去一年我们会发现，2024年，万达累计出售了26座万达广场，到了今年年初，又有5座广场被接连卖出；
紧接着在4月，万达还为了偿还债务出售了酒店管理业务，到了五月，“王健林再卖48座万达广场”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第一。
人们常说“市场没有永远的赢家”，但在王健林身上，这句话显得格外沉重。
说起来，王健林当下面临的危机，其实是一场长达七年的债务拉扯。
回顾过去十年，王健林做过两个大胆的决定。
第一个是在2016年，认为港股市场低估万达价值，决意从港交所退市，转而寻求A股上市。
为了确保退市后的重返资本市场顺利推进，他与包括社保基金、中金、国寿在内的投资人签下对赌协议：
若万达未能在两年内完成A股上市，需按高溢价回购股份并支付不菲利息。
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资本豪赌。但在那时的王健林看来，胜算或许仍在手中。
然而现实迅速给出冷酷答卷：2017年，金融去杠杆政策开启，地产融资全面收紧。
资本市场风向陡转，万达的A股梦被按下暂停键，这场“闪电退港、迅速登陆”的豪情操作，逐渐演变为沉重包袱。
从此，王健林踏上一条“变卖家产”的还债之路。
酒店、旅游城、海外项目接连转手，万达开始向“轻资产”转型，集中资源发展商业管理业务，寻求脱离地产周期桎梏。
2021年，万达放弃A股计划，改由旗下“珠海万达商管”冲击港股IPO，再次签下380亿对赌协议。
这一次，他将更多希望寄托于“轻资产”带来的融资想象力。
然而，四次冲击IPO失败，最终以让出控股权收场。
太盟资本牵头财团以600亿元拿走珠海万达商管60%的股权，王健林被动稀释为“小股东”。
换言之，王健林为了保住企业不彻底崩塌，只能交出权杖、忍痛割肉。
对于资方来说，“去万达化”是风控，是确保投资安全；
但对王健林而言，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力的让渡，更是对其一手打造的“万达帝国”的割裂。
而这一切，还远未到终点。
如今，王健林已经71岁，仍奔波在债务谈判、资产腾挪、资本重组的最前线。
还记得在6月底，《新财富》杂志第23次发布了500创富榜，在最新的榜单中，他与儿子王思聪的家族财富已缩水至588亿元，排在第51位。
这个数字，距离他在2016年巅峰时期的330亿美元财富，几乎腰斩两次。
然而，让人更为唏嘘的，是“万达接班人”的悬而未决。
王思聪，这位曾被视为最具“富二代代表性”的人物，几次三番公开表示不愿接班。
前不久，王思聪更是从自己创办的寰聚商业中撤出，由何猷君旗下公司接盘，企业管理层也实现大换血。
要知道，成立于2023年的北京寰聚，原本是王思聪亲自操盘的文旅项目平台。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王思聪又在这条创业道路上望而却步，让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事实上，从一开始，王健林和王思聪的商业路径就截然不同：
前者以地产为轴，讲的是“规模、布局、融资”的大企业逻辑；后者则追求“体验、创意、年轻人”的新潮叙事。
在电商参考看来，二者一个代表旧时代的秩序和系统，一个则代表当代商业的流动与个性。
但问题是，万达这样的超级企业，需要的是极强组织力与资源整合能力，王思聪的“不愿接班”虽情理之中，却让王健林未来的“交棒”成了空谈。
面对资方掌权、债务压顶、接班真空，王健林面临的是一场“身退而心不能退”的持久战。
他既要设法稳住剩余资产的基本盘，又要继续寻找资本市场的出口，更要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保持万达品牌的最低限度完整。
“活下去，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
这句话，王健林近年来反复强调。
每一笔债务的妥协，每一次资产的割舍，都是他与时代博弈的代价。
当年他立下的宏图——“一个万达广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曾是一代地产人的梦想范本。
而今，这句话依然挂在官网首页，但背后，是一片片售出的土地、一场场转让的交易、一位年过七旬老企业家的孤独战斗。
在风雨未定的2025年，王健林的故事，还没有结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仗，他依然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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