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本是入世的，但后世所称的“汉学”“宋学”却以“终日不出于轩序”（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也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近人韩儒林）的“出世”为特色，今天则称为“纯学术”或“为学术而学术”。西哲康德的先验美学中有超功利的“纯粹美”与功利的“依存美”之分，这“依存美”，我认为正可对应入世的儒学。

出世的儒学和超功利的艺术当然是高端的社会需要，但入世的儒学和功利的艺术更是大众的社会所需。

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至清代的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始终是儒学的根本目标。儒学经典的学习、传播，是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其具体的学习方法便是《论语》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然后“知之则习之”“不知则不作”——意为看懂了便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实践中去，看不懂的地方便暂时让它去，不要钻牛角尖。其具体的运用方法是《中庸》的“道不远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孟子》则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为从身边容易的事做起，积累起来，远大而艰难的事业也就可以实现了。孟子又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当他做仓库保管员时，便努力做好出入的账目。当他做畜牧饲养员时，便努力把牛羊养得茁壮——无论地位卑微还是显赫，每一个人都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便都是对实现“天下归仁”理想的贡献。

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学习方法和运用方法，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从而，也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了。

所谓“六经皆史”，所谓“士，事也”，“史”即“事”。所以儒家的经典文献也好，儒家的各色人等也好，都在于社会建设的具体工作。离开了为社会做事，儒学便失去了入世的意义，迄至宋代，经世致用的儒士主要的精力在于为社会做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纯学术”的儒生虽有所反驳，但用力不大。而清代的浙东学派包括颜李学派、常州学派，他们的经世致用，主要的精力却不再是为社会做事，而是在倡导经世致用，反驳“为学术而学术”的“汉学”和“宋学”——兹不赘，容后述。

“汉学”和“宋学”的名词都是清人所起的。

“汉学”指始于汉代的儒家学派，主要指“经古文学派”，以郑玄、马融、刘歆、贾逵等为代表，其特点是埋首于书斋之中，扎扎实实地训诂、考据、整理、辑佚儒家的经典。原来，经过秦火的焚劫，进入汉代，儒家的典籍所剩无几，虽陆续有所发现，但亟须加以梳理传疏，否则便难以使人明白其义。但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的解释颇有曲解其义的，愈加令人“不明觉厉”。

历魏晋、隋唐而宋元明，至乾嘉学派，这一学派达于集大成的登峰造极，体系的庞大，实开今天的学术研究之先声。相比于经世致用的儒学“知之则习之，不知则不作”的学习方法和做事原则，一是“知之则疑之，不知求知之”，二是儒学的“道”在经典的文字之中，不在为社会做事的实践之中。

什么叫“知之则疑之，不知求知之”？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一定另有高深含义吧？于是穷尽精力去怀疑它、推翻它，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大家都不明其义的，我更要钻牛角尖，努力地去诠释它，把它玄奥的精义研究出来——最终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他们自以为是得“道”了。当时后世的“学术界”也公认为是得“道”的典范，自然也就不必、事实上也没有时间精力再去为社会做事了。不仅如此，更以这样的“纯学术”比之经世致用的“功利学术”足以代表儒学之“道”。

然而，欧阳修却认为经世致用的儒学之于道，可以“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汉学”之于道，用功于经典的言语文字，“愈勤愈力而愈不至”“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诸儒措其异说于其间）之伪《经》也”。苏洵则表示：“（圣人之说）汩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苏轼更认为不过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

其实，宋人对“汉学”的批评，早在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便有反复提醒，如“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又“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同样是主张“学而时习”而质疑过度研究的意思。

至清代的乾嘉学派，“汉学”成为“儒学第一流的学问”，尤以开山阎百诗为典型，其子阎咏记其治学的方法说：“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他自己则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穷四十年精力专注于治学研经，成《古文尚书疏证》考定古文为伪，被公认为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后如戴震、惠栋、章太炎等，无不以板凳十年的不涉世事、穷研极讨为儒学的正宗大道。如焦循治《周易》，闭关四十年，连亲友间的庆贺、哀悼也一概视作“俗事”而摒绝，其专心致志于治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至于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第一个特点是庞大、高端、精深，第二个特点则是艰涩、难懂、无用。这里举一个例子。章太炎早年宗浙东学派，投身革命，后来钻进象牙塔，致力于经学和小学，世人所推崇的是他后期的学术，鲁迅先生则极推其前半生的革命生涯，对他的“纯学术”则表示“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其实何止“那时的青年”，就是今天专门研究章太炎学术的专家们恐怕大多也是如此。而令人震撼于章太炎学问之高大精深的，甚至不在于他皇皇的著述，而在于他分别以四个“乂”、四个“又”、四个“工”、四个“口”为四个女儿取名，差一点使她们嫁不出去。

如果说“汉学”的深奥使人看不懂，那么，同为“纯学术”的“宋学”则使人做不到。

“宋学”有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代表，对儒学的主张在天理性命。天理之说，近于今天所讲的客观规律，专称“理学”，以程、朱为代表，即所谓“程朱理学”；性命之说，近于今天所讲的主观能动，专称“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合明代的王阳明为“陆王心学”。但一般“宋学”重在“理学”而不在“心学”。

欧阳修认为，天理性命，为“圣人之罕言”或“虽言而不究”的大道理，“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而“今之学者”舍“古圣贤所皇皇汲汲（可学可行）者”而去“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正是《中庸》“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意思。比如说，什么是道？圣人说：你是仓库保管员，就做好账目；你是畜牧饲养员，就养好牛羊；你是朝廷的官员，就把仁政推行于全国——这些都是每一个相应的人等都做得到的。“宋学”家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像不扫庭除而扫天下一样，你怎么着手？怎么做得到的呢！《孟子》认为：“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惭根本没法做的豪言壮语，是犯罪的行为。章学诚《文史通义》则认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而综观“汉学”“宋学”的两大“纯学术”之儒学，相较于经世致用之儒学，诚如近人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中所说：“古文学（即汉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气理，其特点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这当然很对，却没有指出二者的共同之点，即都是隔离于社会现实的书斋中的学问。

“纯学术”如首饰之于头面，当文化的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是完全需要的；但过了度，“满头珠翠”可能成为问题。我的这一比喻，是从三四十年前启功先生对我所讲的纯艺术之于社会“如眉之于面，虽不可少而实无用也”而来的。眉毛较之其他四官虽然无所作用，但没有了眉毛，这张脸又怎么能见人呢？“纯学术”之于社会，正如适当的首饰之于头面，虽非必需却能增色。

就这样，儒学由士人经世致用的事业，最后竟变成了学人囿于书斋中皓首以穷的学术。儒学这支箭，在欧阳修们，是用来射国计民生之的；在戴东原们，则是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论证它是“好箭啊，好箭”的。

原标题：《学术，该“经世致用”还是该“出世与超功利” | 徐建融》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来源：作者：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