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漱耳

今年6月，潍坊举办了一场“礼敬簠斋薪传国粹”北京活动周学术交流会，会上展示了毛公鼎全形拓。簠斋为清代潍县大收藏家陈介祺的名号，而毛公鼎曾是陈介祺的顶级收藏，因此也成为潍坊人心中难以割舍的记挂。当年它究竟怎样流入，又是如何流出的潍县？因为经历的历史浮尘甚多，很多人未必了解，今天就来追述一下。

毛公鼎的发现

时光倒回距今182年前，时为大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的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的农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掘地时，意外挖出一个深埋地下数千年的青铜鼎，估摸有百十来斤。你一定猜出，就是毛公鼎。没错，董春生再不懂，也被它内壁那么多的文字惊呆了。当地的一个古董商闻讯赶来，很快一拍即合，古董商出白银300两购藏。清朝的白银要结合不同时期的购买力换算，一两折合人民币约在150元至450元之间。道光时期的200两购一处北京四合院是绰绰有余的。可见，毛公鼎出土后的首次交易就价格不菲。

就在古董商运鼎走到村南时，有董春生的邻居董治官父子站出来阻挡。父子认为，铜鼎是在与他们相邻的地里挖出的，他们当然也得有份儿，拦着不让古董商运走。阻拦争吵中，父子还把古董商人打了一顿，夺下了宝鼎。

古董商气愤不过，找到知县重金行贿。知县将董治官以私藏国宝治罪，逮捕入狱，毛公鼎暂被运到县里，旋即被古董商运走。

这之后的几年，毛公鼎处于沉寂状态，古董商不知将它卖给了何人。其间，清朝书法家、篆刻家丁敬门徒张燕昌之子，也是金石学家的张石瓠自称见过毛公鼎，其外在形态和内部铭文表述充分，张石瓠断定为商周时期青铜鼎。但他没有说明何时何地见到的毛公鼎。依据其父也是著名收藏家，估计不是在他本家，也是在与之关系密切的另外藏家那里。

陈介祺的收藏与研究

十年后，进入咸丰年间，毛公鼎终于二次露面时，已辗转落入北京古董商苏亿年之手。苏亿年与弟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着古玩铺子永和斋。

苏亿年得了毛公鼎，想的就是转卖赚大钱。那时上古三代的青铜器就不是以质以斤论价，而是按字数算钱，一字可售“数金乃至数十金”。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苏亿年数了数，整整497个。他深信奇货可居，售价可观。

交易时，苏亿年可能模糊了他的来源。因为《陕西金石志》这样记载：“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市钱六十千，合人民币六万元。呵呵，宝鼎越卖越贱了？《陕西金石志》这个记载存疑，不足采信，所记当是苏亿年讲的故事而已。

时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在京做官多年，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涉猎多种历史文化典籍，精通经史、训诂、音韵，尤嗜爱金石、古印。累积的藏品，大都放置于道光年间在老家潍县建造的“万印楼”。他与琉璃厂永和斋苏氏兄弟早就相识并有交集。购得毛公鼎之前，陈就先从苏兆年手中买了与毛公鼎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聃簋（今称大丰簋、天亡簋）。陈介祺《聃簋释说》所记有语：“与毛公鼎同出关中”“余得是器于关中苏兆年”。

毛公鼎是陈介祺于咸丰二年（1852）花费白银1000两，从苏亿年手里购得。文物考藏专家鲍康在他的《观古阁续丛稽》中有明确记载。

陈介祺得鼎后，鉴于清代秦汉以上文物不得私藏之规定，为避免法律纠纷与政治风险，秘密将毛公鼎运回原籍，深锁密藏于簠斋，绝不示人。其他彝鼎铭文，陈介祺乐于与人共享，唯毛公鼎例外。

两年后，他惦记毛公鼎，加上不满朝廷丧权辱国，借口处理母亲丧事返归潍县，从此不再复出为官，一心专注文物考证和金石研究。

他在家与拓工密制毛公鼎拓片，运用自己所学，弄明白了这件因作者毛公命名的青铜重器铭文的释义。清同治年间，陈介祺完成了《毛公鼎考释》定稿。497个文字，记载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要重臣毛公忠心辅佐，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事的史实。

铭文以成熟的西周金文镌刻，结构匀称，线条遒劲。文辞典雅，叙事完整，后有郭沫若“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抵得上一篇《尚书》”之赞。

当年陈介祺亲自指导督制的毛公鼎全形拓，注重细节呈现，强调鼎的造型特征与铭文线条的精准复制。王国维有“惟陈氏拓最精”评语。目前存世极少，一般为翻刻本，真本价达千万元级别。

陈介祺深谙藏家不过三代规律，力图打破这一魔咒，制定了三条家训要求后人：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与僧道无缘。在光绪十年（1884）弥留之际，再次遗言叮嘱儿孙：谨遵家训，安心学问，保住家藏。

陈氏后人卖予端方

然而，时势的急剧变化，潍县陈家这个封建大家族走向了分崩离析。他们把家业分成三份，毛公鼎归了二儿子陈厚滋。到了第三代，陈氏后人违背组训，以两万两银价将毛公鼎卖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从此毛公鼎流出潍坊，一去不复返。

1911年10月，端方在川汉铁路大臣任上，带湖北新军入川抵制保路运动，致使武汉空虚，辛亥革命成功。端方进退维谷，许诺分两次出四万银两，请部下标兵队保护逃往西安府，欲据甘肃为都督，或者回家。不料出发之际，标兵队担心到达后付银两不能兑现，遂决定起义，杀掉了端方。

端方死后，家藏的毛公鼎被其小妾质押给了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道胜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少，不肯割爱。

到了1926年，有个美国人准备出重金购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认为中国的宝鼎不能落入外国人手中，敦促国内有识之士抢先买下。时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的收藏家、书法家叶恭绰，变卖部分藏品，东拼西凑了三万银元，将毛公鼎从俄国银行赎回。自此宝鼎又归叶家，改存于北京大陆银行。

日本人觊觎国宝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叶恭绰避走香港，走前将毛公鼎从大陆银行取出，藏在上海的寓所懿园。由于叶恭绰用假名买的毛公鼎，日本人从银行无法查知它的下落。

孰料没多少日子，在香港的叶恭绰后院失火，他上海的姨太太潘氏，为争财产和家里人闹得不可开交，竟把毛公鼎就在叶家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

日本人必将来叶家搜查。叶恭绰接到电报火速发电到昆明，让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连夜遄回上海，转移毛公鼎，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

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藏好，就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一介书生被关押了39天，吃尽苦头，经7次提审，2次遭鞭挞、水刑，仍拼死保护国宝，誓不承认。

他得便秘密嘱咐家人，请铸工铸造一个古铜鼎冒名顶替。假鼎造出，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出狱后，他立即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交给了叔叔叶恭绰。但不久香港也被日军攻占，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送回上海。

抗战胜利前夕，叶恭绰回归上海，称病不出。叶家庞大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困窘到了典当度日的境地，于是私下放出口风，转售毛公鼎。

时日军尽显力不从心之态，上海巨商陈咏仁预感日军必败，来找叶恭绰，表示为留条后路计，愿买毛公鼎。原来，陈咏仁抗战期间，曾与日本军部合作，协助侵略者收购过金属物资。他怕日寇投降后遭到国民政府清算，想到了买下宝鼎届时好为自己铺路。

叶恭绰约要陈咏仁写下保证：抗战胜利后，把鼎捐献国家。陈咏仁答应下来，写保证书后，掏了300两黄金。叶恭绰无奈之下，把毛公鼎转与陈咏仁。

从南京到台北

日寇投降，陈咏仁以电报和私函形式双发重庆蒋介石，私函抬头即称蒋校长，接下来表达了捐献国宝的意愿。

蒋介石批转教育部办理。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派教育部社教司司长、主管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的徐伯璞带两随从赴上海接收。

因战事阻道，徐伯璞一行先飞越南河内，再经海路前往上海，途中耽搁时日较久。没想到，他们人还没到上海，毛公鼎早被军统头子戴笠盯上，提早安排沈醉带人前往杜美路的陈宅，从陈咏仁手中劫收了。

徐伯璞持正式公文索要，军统拒绝交还。徐只得向杭立武复命，同时连续两次呈文蒋介石，报告毛公鼎被军统提前取走不还。老蒋大怒，急电戴笠，责令立即移交。戴笠这才不情愿地将到手的宝鼎吐了出来。而主动献宝的陈咏仁果然逃脱了国民党制裁。

1946年7月的一个深夜，徐伯璞一行坐火车从上海到达南京站。他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装有毛公鼎的箱子走进教育部自己的办公室，悄悄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下，又在上面放了些书报，才迅速锁门离开。

人们不禁会问：堂堂一个教育部的司长，宝鼎又准备移交国家，为何还如此小心？原来，徐伯璞考虑，毛公鼎自出土以来，已成为多人都想攫取的对象。只能深夜运送，由自己单独存藏，他是怕万一被人知道，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徐伯璞是泰安人，在济南读的中学和大学。抗战爆发后，率山东青年学生入川。新中国成立后，徐伯璞任江苏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组组长，还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2003年辞世，享年102岁。

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1946年8月1日，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领走。

1948年10月，毛公鼎与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包括散氏盘和司母戊鼎在内，公开进行了展出。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被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台北故宫有从大陆运来的文物65万件，均定期轮换展出，而毛公鼎，被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