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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百年，看完这本书仿佛过完漫长的一生

作者：拓荒牛分类：默认分类 时间：2025-06-29 08:04

开说 - 企业数字化部

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过包天笑这个名字。他生于1876年，去世于1973年，几乎亲历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风云激荡。

他是晚清秀才，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报人之一；他曾翻译小说、创办杂志，活跃在晚清民初的文坛、报界、影坛，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得几乎不像一个人能走完的路。

而这一切，包天笑都在晚年写进了《钏影楼回忆录》，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他，以游戏笔墨的方式，将自己的近百年人生娓娓道来。

在这里，他会讲述自己参加科举考试的糗事、学外语半途而废的经历、办杂志的三分钟热度，也会聊老而不忘的初恋、取次花丛的情事，还有他与严复、章太炎、苏曼殊等人的不为人知的交往轶闻……

包天笑

这一次，小北特别找来清末民初的老照片，配合包天笑的文字，带你走近这段历史。读完这本书，就像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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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就我的结婚，略述一二：

首先说迎娶，依照古礼，新郎亲自到女宅去迎亲的。直到如今，在中国别省犹有此风，但东南各省已无此风了，只是用全副仪仗，敲锣打伞去迎接她。其中最有别者，新娘要坐一顶花轿，这顶花轿，不仅属于虚荣，抑且恃于权势。妇人对于嫡庶之争，往往说：“我是用花轿抬进来的。”好比清朝的皇后，说“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一般。苏州的花轿，却是特别考究，明灯绣幄，须以八人抬之。但我们没有用花轿，仅有用一蓝呢四人轿，以花轿多所靡费也。唯仪仗一切则如例。

次言拜堂，当新娘未出轿以前，新郎已迎候于堂前，新娘出轿后，即同行拜堂礼。先拜天，后拜地，然后新夫妇行交拜礼，这是中国旧婚礼中最隆重的一个节目。当拜堂时，新郎则下跪叩头，新娘却只跪而不叩头。问其所以，则云新娘凤冠上附有神祇云云，其实她满头插戴珠翠，且罩以方巾，不能使其更一俯首也。所有礼节中之跪拜，都受命于一赞礼（苏人呼之曰“掌礼”），此人穿方头靴，皂袍皂帽，插金花，披红巾，全是明朝服饰，此古典当是清入关时始也。

拜堂既毕，把红绿牵巾，系在新郎、新娘手上，这不知是何意义，或者是赤绳系足的故事吧？这时新郎倒行，新娘顺行，脚下则踏以麻袋（此种麻袋，都向米店中去借来），名之曰“传代”，谐音也，此俗在明代已盛行。然后进入内厅，行合卺之礼，苏人则俗称为“做花烛”。新郎、新娘对向坐，中间点大红巨烛四支，作为新婚夫妇对饮对食状。旋即有青年四人（预先选定者），各持一烛，送入洞房。

入洞房后，新郎、新娘并坐床沿，此一节目，名之曰“坐床撒帐”。那时新娘头上仍遮上大红方巾。入洞房后，第二节目便是扬去她这个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请亲戚中的夫妻团圆（续弦不中选）、儿女绕膝的太太为之，这个时候，新娘方露出庐山真面，为妍为媸，可以立见。以后便是新娘至后房易服，卸去凤冠霞帔的大礼服，而穿上红袄绣裙的次礼服，出来谒见翁姑及各亲戚尊长行见面礼，与新郎偕，此一节目，名曰“见礼”。吴中风俗，并无所谓翁姑端坐、新妇献茶的仪式。以后有一节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规范，于礼甚古。祭祖时，翁姑在前，新夫妇居中，而合族中人都来行礼也。以后更有一节目曰“待贵”。此是设盛筵以待新妇，而新郎不与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选未出嫁的小姑娘为之陪席，亦有“定席”“谢宴”小节目，不赘述。

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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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后，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蜂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于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补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至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于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地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后，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地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征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倘被磨勘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鸦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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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兼营了“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医生。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也是慈善事业之一种。因为吞食生鸦片烟，便是仰药自杀。吃了生鸦片，在若干小时之内，便要一命呜呼。那时候吸鸦片烟还是公开的，苏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寻短见的更是不少。夫妇反目，姑妇勃谿，母女冲突，尤其是妇女占多数。这些人一有怨愤，便到烟榻上撩了一手指的生鸦片，向自己口中直送。这都是一时之气，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来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统计下来，便是不少。

洋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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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里，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请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钩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后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里，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后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定制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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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州与上海，火车还未通，但小轮已经有了。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小轮后面有拖船，小轮不载客，后面的拖船载客。有散舱，有烟篷，还有叫作“大菜间”的。房舱比散舱宽舒，一个房舱，可睡四人。所谓大菜间者，并无大菜可吃，只不过更宽敞一点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顶上，头也抬不起来的，得一席之地。当然，价钱也分等级，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钱。不过在船上只有一夜，吃完夜饭，即行睡觉，一到天明，便到码头，比了从前苏沪往来，坐船要三天两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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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青岛只耽搁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州府去了。胶济铁路的火车，也分三个阶级，便是头等、二等、三等。购买火车票，我们早就托了悦来公司去办理，我们初来此间，搞不清楚的。原来购买胶济铁路的火车票，分用三种币制：如买头等车票，用银两；买二等车票，用银圆；买三等车票，则用铜圆（这种铜圆，是青岛特制的，他处不可通用）。

起初，我问悦来公司：“中国人也可以坐头等车吗？”因为我坐到青岛来的德国轮船，中国人就不能购最高级的舱位，如一般人们说的大餐间之类，故有此问。他们说：“很少，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我想：既然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可以坐，我们何妨坐一次，即使价钱贵些，究属有限（因为胶济路直达济南，在青州府只不过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赞成，他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因为我只是单身，而他带了夫人，却要出双份呢。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座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沓，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头等车里果然都是外国人，可是二等车里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我们的车厢里，便来了一个德国兵，正坐在安伯夫人的对面。这些德国小伙子，对于中国的妇女，不大有尊重的态度，目灼灼看着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样无礼。安伯却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惯，便操着一句英语说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国兵，也戏谑地操着英语，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这时安伯夫人已面涨通红，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说：“不要理他，他们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果然后来那个德国兵，见我们不理，他也没有什么无礼态度，过一站，便下车去了。

不过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已是骄横成习了。数年以后，有一位黄中慧君，在胶济铁路头等车里，被德国人拖了出来，因为黄中慧是个名人，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不知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头等车吗？黄君愤恚，要与胶济路办交涉，小事一桩，有何交涉可办？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弱之余，被外国人欺负的，岂仅黄中慧一人呢。

火车站济南东站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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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信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后亦为《申报》写北京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后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信，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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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人多许。亦有笔记、诗话，狄平子所写；小说大都陈冷血执笔，皆我所爱读。

《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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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海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哪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竞”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于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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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篇小说《一缕麻》，我写过了早已忘怀了，乃于十年以后，梅兰芳忽然把它编成了戏剧，写信来取我的同意，在北京演出。我当然同意，而且也很高兴。据梅兰芳后来告诉我，那时天津地方也有类此指腹为婚的事，看了他的戏而解约退婚的。不过他到上海来时，没有演过这戏，而我到北京，也未看过这戏呢。又过数十年，上海越剧正盛行一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位女艺员忽又看中了这篇《一缕麻》短篇而演出戏剧了。那是在上海演出的，她们也来商量剧本，但越剧是有歌唱的，另有编歌词的人，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也向来不看越剧的，《一缕麻》开演，她们送了八张赠券来，我们全家去看了一回。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起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

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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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有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两人，日本留学回来。吴家也是苏州望族，他们在日本倒不是学的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法政，帙书学医，绾章学理化。而他们回国时，却带来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谁？便是苏曼殊是也。

苏曼殊，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别号（按，曼的别号，不下数十个），我们只知道他叫苏子谷。据帙书说：“是在扎幌学医的时候认识他的，他不曾到过中国的上海来。这一次，随了我们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没相熟的人，我们回苏州，只得又跟了我们到苏州来了。”

恰巧这时候，吴中公学杜的学生，要一位英文教员，以应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吴氏昆仲便把他推荐到吴中公学社里来，住在社里，供他膳食，借此安顿了他。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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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们后面的一家，便是吴彦复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诗人，号北山，又号君遂，他的身世，记述者很多，无容细述。他是一位礼贤好客的人，那时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炎。在南京的时候，早已闻名，有人称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为章疯子。

我见他时，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衣。手里拿了一柄团扇，好似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后，好像一个鸭屁股。他是浙江余杭人，那时他的排满思想，已塞满他的脑子里，但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实在不容易听呢。

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他也很高兴，但一定用黄帝纪元。有人请他写扇子，他也写，字颇古艳，别有风姿，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