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晚清的《点石斋画报》中，那些探出窗外的“女看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视觉文化中的一个关键瞬间。她们半身越出私阁，凝视街头，也让我们窥见女性从“被观看”向“观看”悄然转变的起点。她们既在场，又不完全在场；她们受到观看的规训，也在无声无形中松动着规训的边界。她们望向窗外，几乎要踏上通往外部世界的路径。

回望这些图像，那些未被书写、未被命名的女性面孔，反而成为视觉史中极具力量的存在。她们站在窗前，也站在时代的临界点上——一半身子仍在内室，一半已迈入公共空间，悄悄撬动了封闭秩序的一角，落下女性介入现代性的第一笔。

“视而不见”：近代中国视觉文化

作者：黄琼瑶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观看/被观看：女性观看的性别意义

此前的研究多将“看客”视为一种具备图像功能的符码，因此不会对看客的性别进行细分。但笔者认为，在可以创作统一的“男看客”形象的情况下，在可以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装饰符号代替的情况下，画师偏偏勾勒出一些女性看客的形象，而且“窗口的女看客”形象“随意”地出现在“窗口”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这正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女性与窗口

在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吉尔伯特和古芭在分析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的时候，提到白雪公主故事的开篇：白雪公主的生母在窗边缝补，针刺破指头，窗外被雪覆盖，白雪公主诞生，此处“出现的所有母题——做针线活、雪、窗框所代表的封闭——都与女性生命中（因此也在女性写作中）的关键主题发生关联”。《点石斋画报》中的“女看客”出现在看街楼的窗口（也有门边，但“门”在这里与窗具有同等的意义，即封闭世界的缺口），并且与男性存在空间区隔，是创作者有意识地在规范男女之间的性别空间秩序。

窗口的女看客多数是在画面垂直空间高处的窗口，也就是身在看街楼中。在传统的性别空间划分中，女性属于水平空间中的内闱，但限于构图，若要在画面中表现这种封闭的状态又要让女性现身，最好的办法就是转为在垂直的空间展示，所以才会看到如此之多的看街楼，以及位于其间的“窗口的女看客”形象。同时，男性和女性从不出现在同一空间内，在以上图像中，具体表现为他们不会出现在同一扇窗内，以此来强化传统的男女空间秩序。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一扇窗口的打开，女性的内闱空间有了缺口，在“缺口”中，她们学会的第一个动作是观看。

图 1 《歌童恶习》 金蟾香 绘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9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窗口直接面向“外”世界，行动会受到窗的束缚，目光却可以抵达远方。站在高处的“女看客”，反而拥有了更广阔的观看范围，并与观看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视觉区分于其他感官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动态的中立’，即人们在观看某个对象的时候可以无须进入与它的某种关系。被看的对象不必通过直接作用于认识者来让自己被看到。”看街楼中观看的“距离性”，使得窗口的“看”成为可能。观看是深具主体意义的行为，在明清小说里就已经出现过众多以看街作为情欲故事的开端的情节，“不论女性望向哪里，只要超出了门窗的范围，一切均有可能发生”。越是这样，背后显示的男性对女性越矩的恐惧就越深。

图2 《渔翁失利》及局部 张志瀛 绘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3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二）女性与观看

女性与“看”的关系早在《圣经》开篇就已经说过，“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创世记3:6，和合本），夏娃被所看见的东西吸引，最终致罪。“语言，就像法律一样是父性的：数字的、辅音的、带着距离的……图像，则是更野蛮的、源自母亲神的：是可比拟的，带元音的、可触摸的。”女性是图像性的存在，图像的暧昧、延展、不可说与女性的特性是如此契合。女性在现代以前的文字记录中往往是被男性言说的，经过传统与禁忌的过滤，最后能呈现在文本中的女性往往是概念化的，女性的真实样态被遮蔽。

对于这些女性的身份，也有学者推测这些女看客应有很多是妓女：

女人们通常被建筑格局分别开，例如，在家门口、内宅的门框或楼上的窗户旁边……更为远离场景的是妓女，或是出现在单独的建筑中，或是在拥挤的商业街的楼上。虽然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但是妓女观众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景中，既为事件提供了一个奇特背景，又代表了无所不在的观察者，比那些家庭妇女们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性。

包卫红认为妓女更加具备公共性，女看客出现的场景也符合当时妓院实际的街区布局。但我认为，要考证这些女看客的身份，需要根据具体信息判定，很难一概而论，且《点石斋画报》中女看客形象如此之多，并不能全部以“妓女”概括。我倾向于将看客视为一种视觉元素，因为看客的身份具有一种普遍的模糊性，或者说她们的具体身份并不如她们的功能重要。女性的身份区分是模糊的，但是男看客与女看客的性别区分却是毫无疑问的。

唐宏峰在研究《点石斋画报》中的“看客”时，也讲到“观看的女性”这种形象的主动性，但她是以吴友如“海上百艳图”这一原本就是以表现都市女性为旨要的系列图像为例，这里面当然充满了众多主动观看的女性形象，但因为这些女性同时也是图像的视觉中心，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满足读者窥视欲望的被观看者，与“窗口的女看客”中在观看、却不被看的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

图3 《夹蛇龟》 符节 绘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12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窗口的女看客”形象打破了“男性看/女性被看”这一观看关系的简单化约，女性也成为观者的一部分。在这些图像中，女性因为处于不起眼的位置，可有可无，画中没人会关注她们，画师所希望的是把所有目光都牵引到事件中心。其次，她们没有得到创作者更多的精细的笔墨，有时甚至面目模糊，画报的阅读者也容易将她们忽略。《点石斋画报》中当然也有出于让女性被“凝视”的目的而创作的画报，但是“窗口的女看客”这类形象却很明确地背离了这种权力关系，画师将她们画下并非为了她们的“被窥视”，而是出于以上所述的为了增强画面的场景化、丰富构图、增加真实性等等别的原因，所以这些在看街楼上往外看的女性，她们是在看的，却不是被看的，她们的看跳脱了“看/被看”的框架，是图像中除不尽的余数。

看街楼本身就是一个允许女性在此观看的物理空间，因此，女性在图像上的看街楼中出现，有其社会历史前提。夏薇认为女性看街是明清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男性文人笔下往往将这种行为看作“危险的消遣”，尽管有极少的文本写到女性因为看街而成就好姻缘，“让我们还可以在充斥着说教和训诫氛围的夸张叙述中嗅到一丝自由的空气”，但总体而言，明清时代的文人们大都认为女人看街就意味着祸事、不贞和欲望，而且这种成见深刻地影响着明清小说的故事走向。在《点石斋画报》中，这些在看街楼上的女看客显然不再具有影响故事走向的结构性功能，她们是与图像中心事件完全无关的人物。而且，无论是来自图像的要求，还是画家们在晚清上海所形成的“看的自觉”，这样的“窗口的女看客”都不再“危险”，这样的形象不再被禁止，反而是被允许存在的。在《点石斋画报》中，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都在极力展现这一种“观者如堵”的氛围，似乎越能吸引“看”，就越具有某种优越性和进步性。

更进一步来看，从文学叙述中具有“危险性”的看街楼中的女性，转变为图像中广泛可见的看街楼中的女看客，不仅在于图像本身不同于文字的特性，同时也要考虑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这是一个鼓励观看的时代，商品社会以吸引目光为目标，不遗余力地发展自身，各种新奇怪异之人、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不仅可以在看街楼上观看，甚至还能亲自凑近身去看。越来越多政治势力、商业组织和文化展演，都希望通过吸引观看来塑造自身的形象，获取相应的资源。现代性与视觉性息息相关，如本雅明所说：“视觉性是现代性的条件，也是其结果。”从视觉上来说，现代性便是从不可见到可见状态的转变，在《点石斋画报》里，女性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展现，女性原本的活动空间只有内闱，她只需端坐在其中走向生命的终结，完成一代代传统女性的宿命。直到现代社会允许和鼓励她们发出“看”的行为，她的目光往外看去，用“看”这个动作面向“新”的世界，“在现代性的发端之初，与旧式妇女相对的‘新女性’，首先可还原为一个动作，正是这个动作，拓展了女人的知觉范围，在空间差异的刺激之下，解放亦可表述为一种身体意向”。 这里所指的身体意向是小脚女人第一次踏上苏州的沥青马路时的知觉体验，但在《点石斋画报》里面，这一种身体意向可以还原到更早的时候，即处在内闱的女性在窗口的“看”，“新”世界给她的这一知觉体验会停留在她的意识之中，她会想要看到更多。

图 4 《瞎子赛会》及局部 金蟾香 绘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10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结语

在《点石斋画报》里，“窗口的女看客”形象的出现看似有其偶然性，实则却是必然。这种必然与视觉性有关，如果没有来自图像本身的需求，没有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交互，没有让她们参与“看”的见证，就不会有这类形象的“偶然”出现。若把这类形象放到现代性图景之下去审视，更会发现图像比文字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了晚清女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历史瞬间，“窗口的女看客”这一形象仿佛是女性突然在整个封闭的男性世界划开一道缺口，她们往外看去，甚至伸出去半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已经伸出了私闺，闯入公共空间，而另一半还留在内闱，“窗口的女看客”成为晚清女性在现代性发端时刻的一种视觉定格。

“视而不见”：近代中国视觉文化

作者：黄琼瑶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视觉文化、文艺批评、中国近现代美学。已发表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若干，译有《德里克·贾曼》。

内容简介：

看客的目光跨越百年交汇于纸面，视觉研究手持隐秘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座晚清民初的图像宝库：上海开埠庆典图像里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博弈；女性形象在近代大众文化中的首次突围；民国画师平衡新与旧的美丽；报刊编辑开启对新娱乐的追求……

本书考察近代视觉文化中的具体问题，分析晚清民初文化交融背景下，大众文化中视觉符号的形成与变动。从《点石斋画报》到《时报·余兴》，从美女月份牌到时装仕女图，作者关注画报、广告、印刷、电影等媒介，回应视觉文化研究中谁在看、怎么看、看什么、什么东西可看等核心问题，期待与读者一起睁开眼睛，看见近代视觉文化中被“视而不见”的新变，思考过去与当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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