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很少有人会像澳裔英国作家苏茜·米勒那样，对律师的生存状态有着如此深刻的领悟。在小说《初步举证》的开篇，她以一长串具体而翔实的语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精英律师的群像：“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优秀男律师，个个胸有成竹、肌肉紧绷，身着价值不菲却低调的灰色或深蓝色名牌西服，搭配经典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袍。那些叱咤律坛的女律师则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她们洒脱自如，将挎包从一侧肩膀斜挎至另一侧臀部，这反而为她们在法庭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女律师都出身不凡，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背景。除此之外，她们还拥有一个粉色公文包。包身质地柔软，面料厚实，上面绣着用规范字体手工缝制的包主人的姓名首字母，内衬则是法院批准的条纹棉布。曾经，它是荣誉的象征，是发给有贡献的初级律师的奖励。但到了如今，它已经彻底沦为精英阶层的象征，“由父亲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这意味着，精英律师并不需要勤奋好学，只需要将深入理解法律条文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毕竟，她们从来不必耗费太多精力去改变命运。命运的剧本早在她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至于律师这个职业，与其说是“一个为正义拼搏的竞技场”，倒不如说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有了这样的铺垫，似乎不难理解为何出身优越的律师往往远离刑事案件，更倾向于处理不太棘手的经济案件，而将纷繁复杂的罪案留给其他同行。“她们更乐于寻求刺激，而非致力于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客户提供法律权益的保障”。

　　相比之下，来自工人家庭的泰莎·恩斯勒就不那么幸运了。她的母亲是保洁员，舅舅是出租车司机。她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常常回想起自己初进校门时的情形。当她穿着套头衫、牛仔裤和运动鞋，忐忑不安地出现在讲堂门口的时候，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讲堂里坐着200名学生，全都出身名门，踌躇满志，衣着光鲜。她天真地以为自己很快就能融入其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其实，她根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像猎鹰一样快速捕捉到门口有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在徘徊。我的心不由自主地一颤，一种恐惧感充斥着我的内心——我可能真的如他们所说是侥幸混进来的。”

　　毕业后，泰莎成了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这份工作要求她必须时刻站在案件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听他们描述事件经过后，将这一经过以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方式呈现给法庭”。即便如此，她仍然受到了太多质疑，其中甚至包括她的母亲。母亲常常责备泰莎为何会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并将她的所有努力（比如她考上剑桥大学）统统归咎于“幸运”。泰莎很清楚，她很难说服母亲放弃成见，接受现实，就像她永远也无法改变人们对辩护律师的偏见。

　　到了这里，回家似乎就成了法庭辩论之外的另一种表演。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幕：泰莎装作开心的样子，穿上母亲为她挑选的亮粉色衬衫，“认真地将下摆塞进西裤里”，然后用高八度的声音告诉母亲这才是律师正确的着装方式，哪怕她明知道这件衬衫的面料是百分之百的聚酯纤维。而在通常情况下，精英律师的穿衣诀窍在于，“既要尽可能朴素低调，又要尽可能选择高档品牌”。

　　泰莎并不需要丝质衬衫和粉色公文包，更不指望借助任何保护伞，来完成自己的职业律师之路。相比名誉，她更愿意追求法律的公正。她相信，法律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原告也好，被告也罢，都享有正当的程序权。但她没有料到的是，她执著追求的正义恰恰是最难实现的。小说的后半部分有一次旷日持久的审判。此时的泰莎不再是辩护律师，反而以性侵案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完成了她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角色转换。她终于明白，自己就算穿上了价值不菲的服装，仍然无法改变低微的出身。这个由男性主导的法庭，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平。就像奥威尔的那句名言，“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