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这个在今天看似平常无奇的研究方法，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新事物。在那个西学东渐的动荡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学说、制度等纷纷登场，一代代知识人殚精竭虑，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方法，为国家走向新生出谋划策。社会调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方法、改造社会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中国，为李景汉等一批学者所看重。

李景汉最初谈到对社会调查的认识时，引述陶孟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相互牵连，不可能轻易解决，而了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凡事之解决，全视能否了解而定，能彻底了解，始可得到彻底解决之方法……必须先将中国问题各种情形彻底了解，然后可有支配研究解决之可能。”而所谓的“彻底了解”，指的就是社会调查。“今日之中国问题，欲谋根本解决，非先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具体而言，社会调查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做些什么呢？李景汉先后列出了8至12条不等的理由，将其所论述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作用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现代国家的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彻底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其途径是运用社会调查

李景汉强调中国社会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中西接触以来，中国效仿西方的强国之道，在技术与制度方面进行过种种尝试，但结果非但没有转弱为强，反而更糟。究其原因，是因为中西社会组织的性质与构成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也不同，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为了能开出有效的“救国药方”，对症下药，就需要深入、彻底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其途径是运用社会调查，展开科学、系统的研究，对中国传统进行清查，既要找出其优点、美德，又要对其缺点、弊病有所认识。对于前者，要设法保存，促其发展；对于后者，则要设法阻止其发展，甚至加以铲除。他批评那些光喊口号，动不动就要“打倒”的行为，看着挺热闹，破坏性却太强，而受罪的则是老百姓。我们需要做的是社会调查，这不是破坏而是建设；看看究竟哪些的确应该“打倒”，“打倒”的步骤如何。最重要的是，“打倒”以后是否有更好的来替代，否则先别着急“打倒”。

现代国家建设须在数字方面“有条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国家，而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在数字方面“有条理”，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这就要求对国家的基本要素如土地、人民、政事有清楚、准确的记录。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他6岁入小学时，中国的人口据估算是四万万。当时，“四万万同胞”的表达到处可见。他小学毕业时，仍然是四万万同胞。他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从海外留学归来，看到亲属中孙子辈的人所用的教科书里，中国人口竟然还是四万万。除了这官方数字以外，中国的海关、邮局等机构，以及中外学者等，也都提出不同的中国人口数字，比较一下，这些数字相差的竟然超过两万万。连人口总数都如此，有关人口密度、性别比例、年龄分布等人口基本资料就更缺乏了。关于土地，如耕地面积向来就没有一个清楚可靠的数字，前后报告的数目，或从不同来源估计的数目，相互之间矛盾甚多。关于政事，政府机构缺乏系统的组织及规章，各种收入支出也欠缺清楚的账目报告。而为了获取这些基本数字，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搜集；通过社会调查，希望可以促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社会调查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

在当时的欧美国家，举行社会调查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将调查结果制成统计图表，并以展览的形式进行展出、宣传，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本地状况，参与公共事务。李景汉认为，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让民众更多地了解自身处境以及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产生改进地方社会的责任心和动力，以此来逐渐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会调查可以帮助其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例如，当时有很多组织机构都在开展贫民救济工作，但往往各行其是，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导致有些贫民重复得到救济，而另一些则完全得不到；多得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贫民，而真正穷的人却不一定能得到救济。如果各相关团体能够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有系统的调查，详细、精确地了解有关贫民的信息，就可以进行分工合作，对于救济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与安排。更重要的是，在救济贫民的同时，更要考虑贫穷的预防，做到标本兼治。同理，其他的天灾人祸等问题，也应通过社会调查进行计划和安排，防患于未然。总之，社会调查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基础

中国社会学是自外面引进的，当时所用的社会学课本都是西方的，内容则是外国社会的材料，缺乏中国的材料。那么，中国的材料从哪里来？历史资料往往是关于朝代兴亡的记载，很少反映民间生活，即便有也是零碎且不可靠的，对于数字的记载尤其笼统而不精确。县志本应是研究地方社会生活的好材料，但其实不然；其内容要么是关于所谓的先儒、烈女，要么是关于山川、历史、军事、灾荒等，至于社会如何组织，人民如何生活，很少记载。而社会调查则不同，它注重搜集有关民众现实生活状况的详细材料，供给社会学者研究所用，如此积累，才能逐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

李景汉对社会调查推崇备至，利用这个新工具可以既广泛又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达到治标兼治本的效果。而社会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功效或“魔力”，就在于其科学性代表着一套全新的认知系统，与传统认知系统完全不同。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社会调查要求关注事实和真相，多用理智，尽量避免主观的成见、偏见、情绪；破除迷信，基于事实断定是非，增加主见与判断力。运用此工具，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映，可从笼统、空泛到细致、精确的描述与分析；对于各种人物，从注重精英的丰功伟绩转向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社会调查就是以科学方法对社会进行认识和有计划的改造，是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具，是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