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竞技体育制度是从前苏联而来，而群众体育其实也是“师出同门”。前苏联的专家认为，学校体育教育目的是“培养健康的、身体全面发展的、对社会主义劳动和保卫祖国有所准备的、自觉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所以体育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前苏联学校体育机械地追求生物训练和单纯运动技能的传授，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讲究整齐划一，压抑了学生个性的舒展。所以体育变成了不好玩的事情。而在解放初期，群众体育就是效仿苏联的“劳卫制”（即“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要测验长跑、短跑、投掷手榴弹等十几项才能拿到荣誉证书。后来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也延续了“劳卫制”。这其实无视国民的健康状况，完全是“体育大跃进”。

    中国群众体育在以前不仅单调，还讲究整齐划一。所以，广播体操、工间操流行了很多年。1951年11月24日，体总筹委会、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行广播体操运动的联合通知》出台后，全国各地，无论农村、城市，还是学校、机关，立即掀起了工间、课间、田间做广播体操的热潮。但凡学校或者单位开个运动会，开幕式上多半都有团体操表演，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1世纪。前不久，几个城市又开始恢复全民广播体操，美其名曰，“全民健身”。可见，在许多主管者的眼里，一说到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就想到统一、规模。如此，算不算“另类的举国体制”呢？
  
    体育也是个行政垄断行业，对既得利益者，大力气搞竞技体育比搞全民健身“划算”多了。中国体育其实也和其它高度行政垄断的行业一样，有了权力就有寻租的空间。而大力发展“金牌第一”的竞技体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比群众体育要有效益多了。只要竞技体育不倒，只要各省市之间为了一块金牌争得你死我活，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也能把权力化为各种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谁会去踏踏实实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管群众体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