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读到了什么？井冈山恰似梁山泊聚义，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蒋介石内战，跟苏联交涉、与美国周旋很像三国演义。

在不同的时候、不同语境下，毛泽东对孙悟空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文学网了解到，比如抗战时期，他曾经把孙悟空比喻成日本人，他说日本人侵略到中国来不管他们本事多大，也最多像个孙悟空，他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中华民族是如来佛的手掌。

对孙猴子借芭蕉扇的故事，他也多次拿来打比方，1942年写《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借题发挥，讲要以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巧妙方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这里又正邪异位，把自己比作铁扇公主，要防止孙猴子来捣蛋。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有一次去见陈立夫，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他以孙悟空自比，批评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1957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他谈到人要接受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

就在上海同一个场合，他又拿孙猴子变土地庙的故事来批评知识分子，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毛讲孙悟空，运用之随意，存乎一心，完全为我所用。但到了60年代，你看他写的那首诗，对孙悟空的评价不一样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大圣、一个澄清世界的金猴了。他特别欣赏孙悟空在《西游记》前七回的表现，从石头里蹦出来，占花果山为王，漂洋过海十几年学艺，到龙王那儿拿金箍棒，到地下阎罗殿改生死簿子，上天做弼马温，自称为齐天大圣，大闹天宫。

毛泽东读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记载相当多，他先后读过2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1913年毛泽东在笔记《讲堂录》记着他看《红楼梦》的感想，认同当时一般人的说法，《红楼梦》就是一个意淫的小说，讲男女情爱。到后来闹革命开始，他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找到了自己读《红楼梦》的方式。他对《红楼梦》最关键的评价：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红楼梦》当历史书读。在很多场合都讲过，《红楼梦》就是一部历史书，而且必须得读五遍以上才能理解。也包含他对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规律的看法。他曾告诉贺子珍，“《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前面那一派不好，在他看来是统治阶级，后面一派人好，是被统治阶级。当然，单从这个说法来讲让人会困惑，贾宝玉和林黛玉怎么变成被统治阶级了呢？毛泽东原话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这段话关键词是两个：“护官符”和“几十条人命”，这里面包含着残酷的欺榨、压迫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里，他甚至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也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过《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把《红楼梦》视为中国人能在世界上感到骄傲的一个东西。这个“写得最好”，首先是语言。他经常信手拈来引用《红楼梦》里面的话：

比如《红楼梦》第6回刘姥姥进宁国府的时候，她羡慕荣国府的这种繁华，王熙凤感慨了一下“外面看烈烈轰轰，殊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这“大有大的难处”，毛在好几个地方都引用过。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就说，我总相信《红楼梦》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国家大了，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他把这个话拿过来说美苏两个大国。

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讲过一个“百足之虫，死而未僵”，那也是时不时挂在口边的。第68回王熙凤向她老公贾琏撒泼，她说“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话。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曾说过这话，几个月之后，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整风，又引了这句话；这个话经过他的一再引用，文革开始成为红卫兵口头禅，成为他们斗老干部、冲击各级领导机关的行为依据。还有一句：“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听杨昌济教授的伦理学课，采用的课本是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译本。笔记和批语多达12000多字。其第4章“害及恶”有一段批语：“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大意是，人心不太喜欢那种平淡无奇、和平年代的生活，人总是喜欢在斗争当中、竞争当中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连读书这种事情，读到像战国、楚汉相争、汉武帝讨匈奴，以及三国竞争也更激动人心。《三国》在这一点上是打动他的。三国曹魏诗人阮籍《咏怀诗》说：“万世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变化太多太乱，人疲于应付，无可奈何，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但毛泽东把这个应对翻过来看了：万事无穷极，知谋更快活，要千方百计去对付无尽变化，保持高度兴奋、高度警觉，特别能发挥你的潜能。

毛泽东自己曾经被党内同志指责是用《三国演义》指挥打仗。有研究者已证明，到延安以前毛泽东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看过几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然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只能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战争实践加以运用。毛泽东指挥打仗，很善于把所看到的历史经验、前人经验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对《三国演义》的学习，他没有一概否定，也说过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为说明这一点，他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六个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三国故事独占三个：官渡之战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前后，曹操如何打败袁绍的，他抓住一点，粮食，断了粮草；他说，彝陵之战刘备为什么失败，败于急于求成，不能开展游击战，并不完全取决于被火攻，也在于粮草不济，没有后援。这些非常具体。赤壁之战讲的更多了，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

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上也有翻案意识。反复强调曹操这个人很了不起，很善于笼络人才，文采很好。他还特别欣赏曹操一点，不杀降将，就是不杀俘虏。他读《三国志》刘表传，读到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江南的刘姓宗室，“皆斩之”，毛泽东批注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在毛泽东看来，曹操对待降将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不但增加了他的魅力值，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也起过作用。例如：三国志里写到，兖州魏种是曹操推荐做官的人才，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但魏种却降了张邈；等到曹操打败张邈，魏种被擒，曹操也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秦末农民起义项羽在新安坑杀巨鹿之战秦之降卒二十余万，隋末王世充坑杀反隋义军降卒三万余，唐朝安史之乱初期名将郭子仪大败叛军薛忠义，坑杀投降骑兵七千……杀俘虏的历史血迹斑斑。我记得《三国演义》里头，曹操也是杀过降卒降将的，比如吕布，但他也没有自己做决断，而让刘备来做的决断。毛泽东佩服曹操不杀俘虏，要联系到毛泽东自己的做法，从创立红军开始，到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队伍一直是不杀俘虏的，所谓“缴枪不杀”，对于国民党的俘虏、对于土匪降卒，甚至对于日本兵，都是先教育再收编过来。

据说毛泽东从小就喜欢读《水浒》。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刚刚在陕北安顿下来，美国左翼媒体人埃德加-斯诺与毛进行促膝相谈，他提到了《水浒传》，自称小时候不爱读四书五经，觉得没劲，就爱读这些小说。他爱读《水浒》，也是因为自己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他跟斯诺讲过好几个因读书而联系起来的现实故事。比如他十三岁时，跟他父亲发生冲突，他父亲辱骂他并威胁要打他，他跑到外面水塘边，对他父亲说你再追我跳下去了。几乎算是以死抗争，估计他父亲都该笑起来了，就没再追，然后毛泽东趁机和他父亲谈条件。他父亲坚持要毛道歉并磕头认错，毛说他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但不许再打他了。于是这父子俩和解。毛泽东跟斯诺讲这个故事，要说明通过反抗是能够争取到自己的一些权利的，《水浒传》在这一点上给他影响是比较深的。从阶级斗争观念来看，这是他的英雄情结。

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考察，在和农民广泛深入的接触里，他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件事情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而《水浒传》最大的好处就是写了帝王将相、书生小姐以外的其他人，尤其是一群农民做了主人公。因此，他要将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44年1月9日在延安，因为现代京剧《逼上梁山》的演出，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扬绍萱、齐燕铭信，信里说：“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六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得庆贺。”

1958年大跃进催生的“新民歌运动”，那些战天斗地、充满幻想、浪漫豪迈的诗句，今天读来也让人惊讶。毛泽东读《水浒传》对于一个个英雄上梁山的过程，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必然性是非常认可的。人民群众是怎么创造历史的？都是被逼无奈的，——他以此为自己的革命辩护，迫不得已，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也都是逼上梁山的，没有办法才干革命、闹革命的。——这在斯诺先生那本《西行漫记》里讲的最充分，毛本人如此，中共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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