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联合举办的“一九八四，另一种叙事——‘新人文论’（纪念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丛书作者中的许子东、赵园、黄子平、季红真出席座谈会，与读者分享这套经典丛书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八十年代集体记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也出席了活动。

“新人文论”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此次文学名著重新出版，既是旧作的重新推广，也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黄金时代的一次怀念和重思。就像资深出版人李庆西在活动现场所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很看重学历门槛的年代，八十年代是尊重名家，但并不崇拜名家的年代，是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的年代。”

现场，钱理群教授对“新人文论”丛书发表了看法。以下内容根据速录整理：

钱理群：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新人文论”丛书的新人中缺了两个人，缺了我和吴福辉，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我和吴福辉已经不是青年了，那时候我正好是46岁到50岁之间，这个年龄挤进青年确实不合适。但是，因为我后来和黄子平、陈平原两个人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通常大家就把我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看待，称我们为青年学者。到后来我退休了，大家突然发现钱理群成老教授了，所以我只有两个命名，从“青年学者”一下子跳到“老教授”，这当中没有一个过渡，所以我是一个没有中年时代的学者，不过当时我们这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跟他们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并没有多少的界限，而且是互相帮助的。

这里特别感谢黄子平，刚才赵园说到她的第一本书是子平取名的，实际上是子平推荐的，因为我们这群人首先出名的是黄子平，他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非常出名，我们当时还默默无闻。当时上海的一位编辑找到了他，想出他的书，同时对黄子平说，你的同学当中能不能推荐一两位？结果他推荐了我和赵园，大家很难想象，当时这位编辑听完这话后立刻跑到我们家里来，当场就确定让你写什么。我说我在写《心灵的探寻》，他说好，就写这个。所以我今天经常劝那些找我出书的编辑，我说，你别找我这个已经出了名的，你应该找那些已经很有潜力，正处于要出不出的时候的人，他各方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年轻、没有机会，他出不来，这个时候找他做作者是最好的，他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我觉得今天大家听我们的讲话，我有一点担心，担心我们会不会给诸位造成印象，把1980年代过分地理想化了，好像1980年代青年人非常容易出来，其实并不是如此。

谈一点我的经验，我的第一本书到现在都出不来，我真正的第一本书，我下了功夫写的是《周作人年谱》，因为那个时候老师要求研究作家要从人物开始，我记得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写出这本年谱，但是这个脸谱最后就是出不来。后来没有办法了，就由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出面，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接受了，但是那个编辑思想比较老，他审了一年，后来跟我回答说，他说不是你这个书不好，而是说北大出版社第一次出年谱，出汉奸周作人不合适，就这个原因给我退回来了。

我想讲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把1980年代想得过于另类文学，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要出来，都遇到种种的阻力，而这个阻力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不要觉得好像过去很好，今天就不好，不要把过去理想化。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个特点，虽然也有外在的这么多阻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大批（我很感激我们的老师）老师对我们全力支持。我记得当时不止是一个老师，还有更多的人，甚至我发现有些人可贵在哪里，他觉得这个学生有可能超过他，但他还是推他出来，这个境界就很难有，现在的导师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气度，他恐怕就不那么热情地把这个学生给推出来。另外那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杂志编辑尽全力要把新人推出来。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学者）相互之间确实非常团结，刚才提到了京海两派（北京、上海）实力是最强的，但是恰巧也是关系最好的。有一种说法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们几虎在一起，大家都处得非常好，而且尽量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个经验可能更重要，因为从外界环境来看，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遇到阻力，那怎么办呢？靠自己的毅力，还有靠同辈间互相的支持，总是能够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态环境问题，1980年代总体来说，那个时代环境比现在好，我觉得现在令人担忧的就是生态环境。当然现在也有比我们那个时代优越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出书要容易一点，不是那么难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些更年轻的学者，他们写出来的书的质量并不一定比这套书差，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书，但是不大可能有这套书的这么大影响。我最近跟我的学生谈话，我说，你们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很多的研究上来说，实际上并不弱于我们，甚至超过我们，但是你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你们很难有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这跟现代的环境是有关系的。那怎么办？我对我的学生说，因此你们现在就不要再去追求有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效应。我提出两点，第一，凭兴趣做学问，第二，凭良知做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年轻人只能选择这么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尽管生态环境不尽理想，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我觉得也不一定，更大的环境我们掌握不了，但是小环境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有良知的出版编辑、杂志编辑的，还是可以为制造好的生态环境做出一些努力，更主要还有我们自己，彼此之间是不是可以联络起来，互相支持，也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生态环境。我最主要的是呼吁这个，大家第一要面对现实，第二个就是要考虑怎么样能够由自己的努力创立更好的一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