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们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或风靡至今：顾城、何多苓、张晓刚、崔健、王朔、张艺谋、杨丽萍……这些肖像往往是这些人最经典的一张照片。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另类文学《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而肖全也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找这本书的踪迹，之前的版本在网上被高价兜售，或者在图书馆里被翻得掉页。18年后，终于第三次再版，不再是印刷在摄影书常用的铜版纸上，而是采用了更轻便的纸张，开本也变小了，仿佛在说，这本书早已超越摄影领域，成了一本随身的时代传记。

玩出来的作品

1990年，肖全翻开了诗人钟鸣办的文艺刊物《象罔》——那是一本用复印机复印，用订书机订起来的“地下刊物”。一张照片把肖全“一掌拍到了墙上”：美国诗人庞德穿着黑色长衫，头戴礼帽，拄着拐杖走在石头小路上。

当时肖全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中国艺术家也要有这种好照片！”实际上，他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对这一群体的拍摄，“但是当时没有那个野心啊！”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后，他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和成都文艺圈的朋友“玩”在一起，在玩的时候，他总是会拿起相机帮他们拍照，其他地方的文艺人士来了，也会顺便来上几张。他喜欢用“玩”字，比如《我们这一代》里最早的那张照片—1986年顾城和妻子谢烨在“星星诗歌节”的合影，也是他们一起“玩”出来的。“当时顾城乐得手舞足蹈，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在公园里，顾城和谢烨把枯藤编好挂在脖子上。”

也是在1990年，三毛来成都，许多媒体都在约访她，肖全也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三毛看，三毛一边看一边摇头，肖全以为她不喜欢。结果她说：“不行，你给他们拍得那么好，你要给我拍。”三毛推掉了两个约会跟他在柳荫街漫步，和街头小孩玩沙袋，“那天三毛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演了一遍”。3个月后，三毛离开人世。

在拍摄张艺谋的众多照片里，肖全选择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放进书里：张艺谋在片场喊开始或者“卡”，嘴巴张得老大。因为肖全觉得这照片“特别像”张艺谋，“那种劲儿！他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是一个开足马达的人，而且我愿意看到他那一代的爆发力”。肖全喜欢这帮人的“劲儿”。

变与不变

从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十年。从第一次出版再到现在，又已18年。这足以让太多事情发生。刚跨入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下海潮掀起，人们开始大方谈钱，也搅动了文艺圈，甚至让他们有点“转不过弯儿来”。好些艺术家都还没适应老朋友的商业味道，包括肖全本人。1991年，舞蹈家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文学名著《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肖全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接受了杨丽萍的拍摄邀请。但他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要钱，直到见了面，把话绕了十来分钟才把杨丽萍说明白：这位兄弟拍照是要收钱的，他得靠这个吃饭。后来，杨丽萍给了他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当时他的铁饭碗工资不过170多元一个月。

资本的浸入需要时间，当它开始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时候，油画艺术家张晓刚还窝在重庆的工作室里，穷得叮当响。在肖全的镜头下，他穿着纯色的衣服，裤子松垮，搂着妻子自在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一直到2006年。

相见不相照

这么多年过去，肖全也不是没有想过继续拍这些人—当时每拍完一个人，他往往要向对方喊一句：十年后我还来拍你！十年很快过去了，肖全还没下定决心。

他曾给摄影大师马克·吕布当过一阵助手，他对马克·吕布说过这个想法，换来一句“你还拍他们干什么呢？”。

那么，拍新一代文化人？肖全还是卡住了，他掰着手指算，哦，有一个韩寒，一个郭敬明，还有一个弹琴的郎朗，“哎，想半天！”

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也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一批人冒出来，现在却青黄不接的情况。他说，这本不该我来回答。同为这一代人，作为摄影师的肖全思考的结果是：那时的那种控制和压迫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不一样的—“历史的挤压，就像火山爆发，1949年后，戏剧、音乐，全为政治服务，整个民族一直紧张，后来一松弛，这批人又从西方吸取营养，一给点不同的东西，一下子就起来了”。

肖全目前只打算，要在年底做“我们这一代”的展览，他要把这些人像照片和文化、社会语境的照片结合起来展出，还有好多好照片书里放不下的，他也想拿出来。只是不知道这场展览，是否会让书中的人都前来，来探望探望二三十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