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董启章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书后，他也阐述了自己对这本中国古代科学著作的理解：“所谓‘天工’和‘开物’之间其实不仅互相协调补足，还存在着一种延伸性的关系。自然和人也能以工巧创造神奇的说法，却更有利地展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这是《天工开物》至为迷人的想象模式。”

他以此发现了《天工开物》和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之间的潜在关系。“我需要的是比魔术更有透彻力和更具深层意义的借鉴模式，才能把粗糙的戏法变成神奇的力量，把形式和技法变成对真实生活产生反馈作用的操作。这种东西，我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找到了。”

一个关于“自然史三部曲”的构想也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这就有了后来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这些宏大标题下面，始终都有香港这座城市。经验来自这里，想象也从这里生发。因为作品富于幻想和哲思特质，董启章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前辈西西成为同一类作家，他们从大量阅读中汲取养分，但香港又是他们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故乡。

中国文学网提到，董启章生于1960年代，他的文学之路没有太多波折，也不像同时代内地作家那样备受关注。他念男校，接着在香港大学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真正开始接触文学。读硕士后，他在报纸上频繁发表小说，也拿过香港和台湾不少文学奖项。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他渐渐走上了一条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略为尴尬的路。“奇迹是，在如此恶劣的写作条件下，香港文学还是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还是有人能像违反地心引力一样，在文学的世界里腾空和飞升。”董启章在《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里写道。

作为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参加了各种活动。他穿西装，戴一顶黑色礼帽，安静、拘谨里显出几分绅士，“我把读者当成能够跟我谈话的人。”与之前4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相比，这位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年度作家还要继续他的另一个使命，借着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倡议建立香港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