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一件具体的事情来推断某一整个现象，很容易流于“以偏概全”的危险。尤其是现代的知识，本是多歧的，所以现代的知识分子，也一定是多歧的。通过“外来语”这一个事象以推断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上面所说的危险性将更大。

不过，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许多共同生活因素之内，无形中，常有为人所意识不到的共同伏流，贯穿于各种不同的活动形式之中；而这种共同伏流，也常会通过公约数最大的事象而表现出来。外来语，正是日本文化活动中公约数最大的事象。从外来语看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或许也能浮出日本知识分子性格的一面。

所谓外来语，这里所指的是以本国文字去拼外国语的音所形成的语言。譬如香港的“士多”、“的士”，这即是外来语。外来语的发生，一是来自新鲜事物的出现，有出于本国语文所能表达的范围之外；一是某种新观念之介入，很难用本国语文的意义表达它原有的意义，或者因勉强地表达而使人发生误解。因此，外来语的发生，是人类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由交流而丰富、进步的象征。现在没有不包含外来语的民族语言，就是这种道理。

不过，人类对于文化的吸收，也和对于食物吸收的情形一样。吸收食物，必须经过一番消化作用，使食物变成自己的东西，才有营养的价值。所谓“消化”，是把吸收进来的东西，重新加以“消解”“变化”，在取其精而遗其粗的过程中，加以新的构造。文化的吸收消化，也常表现在新名词的构成上面。譬如说，中国原来没有“汽车”，汽车这样新鲜东西进来了，没有原来的名词可用；若用英文的原名称，又感到太陌生了，大众不易接受，于是把原有的“汽”字和“车”字合在一起而成为“汽车”，这即是经过了一番消化、构造，而成立的新名词。日本称为“自动车”，情形也是一样。至于bus，可以用“巴士”的外来语，也可用“公共汽车”的新名词；两者的本身，都无是非得失之可言。不过香港人称“巴士”的多于台北；台北称“巴士”的人多于台湾其他城市；乡下人则只称“公共汽车”而不称“巴士”，这里却说明了对外国风习感染性的大小。Democracy，在五四时代多称为“德谟克拉西”；现在则多只称为“民主”。这一些无形的演变，也说明在新名词上由吸收而消化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对外来语又发生了一种制约性，不至使它有过分的膨胀泛滥的现象。“民主”这一名词，在西周初年已经有了，意思是“君为民之主”，与现在的含义恰恰相反。但新名词的创造，总不出于拼凑、并用、联想等构造、消化作用，一经约定俗成，大家也就安之若素了。

《海国图志》启蒙日本接受西洋文化

日本接受西洋文化，还在中国之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对日本发生了启蒙作用。但日本接受西洋文化的速度，却远在中国之上；他们的假名，较用中国字拼外来语的音，又远为便利；因此，日本所流行的外来语，远较中国为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外来语虽然一天多一天，但把外来语消化为本国语的新名词，实际也即是消化为汉语的新名词，却占很大的比例。汉语，对日本人而言，也应算作外来语；但因日本原来没有文字，不得不以汉文作他们文字的主体，所以汉文也等于是日文。战后十多年来，不仅把外来语消化为汉语新名词的工作，无形间已完全停止；即使在日常生活间，日本已有极为流行的文字语言，日本人也常弃置不用，在报纸、杂志、广告，乃至公共社交场所，大家都喜欢用外来语。用日本的假名拼外国音，固然较用汉文音远为方便，但有的拼音依然是无法一致的；所以假名拼出的外来语，既不是日本语，也不是外国语，只是一种不三不四的中介语。现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宁弃已经约定俗成的自己流行语于不用，非用这种不三不四的外来语不可。所以，现在日本的外来语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能够统计，更没有一部完全的辞典，而只能笼统地说，有数万字之多。因为它是在无限制地增加，任何详细的外来语辞典，都不能够满足看报章杂志的需要，但较详细的外来语辞典的销路，并不及极简单的外来语辞典销路之大；这说明日本人对于无穷无尽的外来语，实际也多采以不了了之的态度。这种现象，应如何加以说明呢？

日本知识分子患有“直肠症”

首先我们要了解，把吸收的食物加以消化，必须具备有胃液胆液等类的消化能力。要把外来语消化构造为自己的语言，也需要有一种文化的消化能力。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消化能力，是由德川幕府时代的儒教所蓄积起来的；这种蓄积，到了大正时代，已经开始消耗净尽，在战时中几乎回到了精神的野蛮状态。现时的日本，似乎已没有文化的消化力了。若用生理作比喻，我们在文化上是患着便秘症，而日本在文化上则害的是直肠症。所谓直肠症，是吃什么，便拉什么的病症。表面上看，日本对新鲜事物感受之快，对世界出版物翻译之快，介绍之快，恐怕在世界上是少可比拟的；但除了技术性的东西以外，日本人似乎永远只是一个日本人；在他们生命的内层，并不会因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而真正增加了什么。日本处于东西接触最为便利的形势，对东西文化，由融合而产生更高的新文化的工作，应当有所贡献；一部分日本人，也曾这样地想。但事实上，日本有思想文化上的经纪人、摊贩者，而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工厂。有位日本的老学人曾和我说：“文化有三种形态：一是固有的，如中国；二是合成的，如日本的明治时代；三是殖民地的，如印尼、菲律宾。我们日本战后的文化是殖民地的文化，现在慢慢地在转好一点。”我不愿说日本是殖民地的文化，而只感到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患着直肠症。反映在语言的运用上，开始是喜欢照外国音拼假名，不消费点构造的脑筋和联想的作用；再进而反以这为摩登时髦，表示自己认识外国字；而实际只是吃什么，便拉什么的直肠症的最直接的表现。

文字太少，太固定，会因表现力不足而陷文化于贫窘。语言太多，太流动，也会因表现力过剩而陷文化于混乱。顺着当前日本外来语增加的趋向，到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日本知识分子充满商人气质

日本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所犯的直肠症，若稍稍寻找它的病源，我以为日本的经济，虽然早达到了工业资本的阶段，但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却充满了商人的气质。

商人气质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事大主义”，即我们所说的“向高帽子作揖”；一是“赶热主义”，即是“只烧热灶”，决“不烧冷灶”。这二者都是互相关连的。

日本在战时以侵占中国的疯狂心理，作了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工作。这种工作，因动机之不纯，而不会有学术上的结果，是不待多说的。战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则大为冷淡。但各大学里几乎都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鲁迅的地位，已代替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地位。日本过去何以会彻底接受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大”；现在鲁迅的地位在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何以有这样的高？因为中共提倡鲁迅，而中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大”。假使中共突然发动清算鲁迅而返转身来捧胡风，日本人可能立刻把鲁迅研究会改为胡风研究会。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约略是如此。从另一角度看，日本人对于汉字的看法，本来早有出入；但近来废除汉字之声更高，汉字的使用更少，与外来语泛滥的情形，恰成一反比例。这除了原有的论点以外，却加上中共要废除汉字的因素。日本的汉字应不应该废，我没有讲话的资格与必要；但日本若废除汉字，则它有现成的假名可用，与中共的拉丁化，并不相干；但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却赶快跑到北京去向中共学习拉丁化。这种学习的动机，实际只是“事大主义”的实践。日本假定要废除汉字，可以举出若干理由；但在某大报所发表某教论理学的教授，主张废除汉字的文章里，却把明治时代和现时所翻译的同一段文章作比较，发现明治时代所译的比现时所译的多出七个汉字；而现时的译文，比明治时的译文，要清楚得多，就拿这作为应废除汉字的理由。但若把明治时译文的汉字去掉七个，而只留下假名，或者把现时译文的假名旁边，加上七个汉字，结果还是一样；因为就他所举的译文例证来讲，清楚不清楚，是文句组织上的巧拙问题，与所用汉字的多少，根本没有关系。难道说日本教论理学的人，也和中国标榜论理学的人一样，连这点起码常识也没有？此无他，真正的理由，只是事大主义。

至于文化上的“赶热主义”，比上面所说的事大主义，应当多些积极的作用。因为事大主义，完全是出于政治性的势利眼；而世界上假定有某种新文化倾向成为热门时，总有他所以如此的文化上的原故，是值得去迅速介绍、了解的。但若只顾着赶热，而没有冷下来作主体性的思考的时候，这种“赶热”，便等于台湾这几年来社会上对女明星的一窝风。在飞机场、在电影院门口，一窝风去捧女明星的人，女明星永远和他无涉。两眼只顾东张西望、观风色、抢镜头的文化工作者，一切文化，也只落得掠身而过。好似在飞机场上挤了一身臭汗，望了女明星一眼，夜晚依然要回到四个半榻榻米上蒙头独睡。

权力欲不等同于声望和能力

商人的气质，和商人的现实主义，有互相循环的关系。商人的现实主义，是把一切利益集结到金钱；而金钱的利益，又只凝缩到当下的一刻。只从当下一刻的金钱利益去看整个的社会、人生，乃至宇宙，这便是商人气质的由来；而商人气质，也正是为了实现商人的现实主义。日本的知识分子，对实际问题的看法，也正是这样。

在五年以前，我曾在本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李承晚》的文章，指出这种把自己无穷的权力欲，错认作是自己无穷的能力和声望的东方式的老人，对于东方以及他自己，会招到悲惨的结果；现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我们对于南韩当前的事变，总是不知其然而然地出之以悲悯之情。但日本的报章杂志，却一致出之以幸灾乐祸的心理，和站在旁边看笑话的态度。并且李承晚垮后，在过渡政府中，有六个曾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员，日本人即欣欣然有喜色，认为南韩今后会向与日本残余的殖民利益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不特此也，号称国民政府友人的许多日本朋友，几乎一致大言不惭地认为现时台湾的同胞，非常怀念日本的统治，觉得现在的政府赶不上日本的总督府。言下之意，台湾还有一天会回到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抱。但是日本许多人提到蒋中正时，还说几句客气话，而对岸政府却骂得狗血喷头；难道说这些日本人真认为日本的统治者赶不上台湾，而要归到蒋中正的治下吗？国民党的措施，诚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但是难道说台湾的人民，要求回到日本的殖民时代，政治上不能当一个科员，经济上没有一个银行，没有一个工厂，文化上只有一个中学，只能学点起码技术，而不许学点政治、法律、教育吗？日本的知识分子，对南韩、对台湾，纵然没有真正由良心发出的歉意，难道说对问题的观察，也会这样浅薄吗？此无他，商人的现实主义，掩蔽了他们应有的智慧。

不过，他们为了追求现实利益，也有另一面的手法，这种手法，不妨用东亚影展来作一例子。他们为了要获得香港和南洋一带的电影市场，于是在东亚影展中，不拿出自己第一第二流的片子，不拿出自己第一第二流的明星，以便把荣誉平均分配给和香港、南洋电影市场有密切关连的两家电影公司；一面使他们皆大欢喜，尽量帮它开辟市场；一面使他们自我陶醉，不求进步，受到时间与社会的淘汰，这种策略是很技巧的；但一经拆穿后，日本在国际上，还会结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吗？

民主政治未在日本知识分子生根

我以“老学生”的心情来到日本，在日本所学取的，乃至使我佩服、惭愧的人和事，真是不少。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分担一份时代艰苦使命的立场来看，日本的知识分子，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当中，却受到了自己基本性格的限制，这不是日本前途之福的。譬如许多人说，日本战后的自由是太多了；不过我认为，自由应当是暴力的克星；但日本的议会致治，实际含有暴力政治的重大因素，随时可以被右翼的人取消，随时可以被左翼的人取消，并且也临时取消了许多次，所以民主政治，并没有在日本知识分子生下根，这一点便可酿无穷之祸。

为甚么会如此？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似乎失掉了文化的消化力量，所以外面是七宝楼台，而内心恐怕是一无所有。社会的进步，大概应归功于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向前追、向前跑的人，这种人以“鹰隼击高秋”的精神，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新鲜事物，发展了与工商业有密切关系的技术；一种是在人潮中停下脚来，抬起头看，低下头想的人，这种人在他向高处看，向深处想的当中，摆脱了眼前的、局部的利害的束缚，亦即摆脱了“大小”“冷热”的束缚，而浮出了人类大利大害的慧眼与责任心，以形成充实人生、社会的思想文化。前一种人是识时势的俊杰；后一种人是反省时势，扭转时势的圣贤。日本的知识分子，愿意当俊杰的人太多，愿意当圣贤的人太少，这便令下焉者走上随声附和，上焉者会走上夸父追日之途的。当然，认真地讲，还不仅是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自由世界知识分子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