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这次会议我可以将它称作一种思想上和合作、合资。所谓儒商，很多年以前有已经被提出来，我们又建立了一个中心，建立儒商和东亚文明的研究。这样的中心，在浙江大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周生春教授就是领导，而且已经进行了几年的研究。而这个灵感不仅仅是源于历史的回忆，而且源于真正的历史实践。儒家的理念如何能够被转化为儒商的精神，而且能够成为东亚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个范例性的例子，我们在近代史上就能够看到例子，这就是涩泽荣一先生的集团。他首先提出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谈到利润，他想到的是什么是“义”，这叫做“见利思义”。这是孔子《论语》中提到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初始。基于儒家理念开展商业的行为源远流长。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聆听很多人关于这一点的反思。在韩国这一点已经被充分地阐明了，所以我希望在未来能够邀请一些韩国学者讲述一点，而在文化中国，尤其在香港、台湾、在新加坡，还有整个华人离散人群中，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正的具体实践。

反思启蒙心态与经济人假设人类历史上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西方的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的心态，能够被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经济人”。我们中国人，当然西方也有，会有这样一个误解，说经济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的很大一个挑战，很多商人、很多企业家，他们试图构建经济人这样一个概念，但这个词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人是理性的动物，他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而且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场所是一个在法律的管理之下的一个自由市场，而这就体现出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理性、司法、权利，尤其是人权，比如个人的尊严。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如何将人当作人来对待，我们如何去避免腐败，我们如何能有自由的竞争精神，如何能够保存人的尊严，并且在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过程中保证人的自由。而经济人这样一个概念是不足的，因为20世纪的情况非常之复杂，所以像在西方过去50年之中，很多思想家对这一心态有批判，因为它有非常消极的影响，那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太多的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交战，人类过于热切地寻求物质财富而忽视了一些价值，比如人性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太富侵略性，甚至对其他人也有侵略性。

现代的语境下的儒商概念

人们承认知识就是力量，但没有承认知识就是智慧，这是一个形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没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正确地理解经济人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要看一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富论》，举世皆知，他认为自己是《道德情操论》休闲连载的作者，而在《道德情操论》之中，他说最重要、最珍贵的人类美德是同情心，这与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共通性的，因为儒家也讲同情心。

佛教讲怜悯，所以当我们谈到自由时，这种自由需要公正，如果没有公正，自由就成了肆意妄为，如果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慈爱，那么理性只不过是工具理性而已，如果没有责任感，那么权利是没有效果的，比如你说一个没有钱的人，我却是千万富翁，我说尊重你，但我没有任何责任感，如果只谈权利的话，我似乎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义务帮你，但在儒家的理念之中，如果有一个人有更多的资源，就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更大的群体。当然，司法、法律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理，尤其是在人的对话之中一定要有理。

我们认为社会的团结，当然我们现在也讲和谐社会。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当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建立对话，我并不是说我们是在纯粹地提倡儒家而贬低启蒙，我只是在说在谈到人类时，应该把这个概念放在更深的道德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去寻求权力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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