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韬生于江苏苏州，幼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1845年考取秀才，儒学对王韬影响深刻，儒家理念贯穿王韬的政论。

王韬生长在传统社会，自然受传统历史观影响，王韬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他借用他人之口说：“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以乃循环之道然也。”①意思是说，国家总会有强大和弱小的时候，而他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好是弱小的。

“循环历史观”同样被王韬用来论述欧洲历史，在《法国图序》一文中，他写道：“法在欧洲千余年自立之国，……而法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足以摄人，盖积渐使之然矣。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②王韬描述了法国的强弱变迁，感慨法国人并未领悟强弱变化的道理。实际上，他并未从法国历史中总结出新的教训，而只是将其作为早已熟知教训的新确证。

尽管王韬认为国家的强弱可以互换，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需要讲求富强之术。王韬认为，“自强之道，有为守御计者，有为征伐计者，有为侵并计者”，但就清朝所处形势而言，应当“内强而示之以弱”，即清朝应该改革内政徐图自强，但对外要“韬光养晦”，不能逞强。③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韬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紧跟西方的技术步伐，把改革作为当务之急。

但王韬认为中国很“特殊”

理论上，王韬相信循环历史观，即各国都会由强变弱，甚至在某一天消亡，但涉及中国时，王韬并不相信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可以逃出这种“规律”。④在谈论欧洲历史时，王韬尚能客观超然，但一旦涉及中国，王韬就不可避免地认为中国是“特殊”的。

在王韬的历史观中，他相信，中国只要通过有意识的转向（即改革），就可逃出盛衰强弱的历史循环，再次强大，而西方将重新“俯首听命”。

王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王韬以匈奴、五胡乱华、蒙元入侵等历史为例，认为中国虽常遇外寇，但都不持久，因为“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天眷，下顺舆情，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⑤王韬认为只要中国出现贤明之君，夷狄自然败落，西方侵略中国，也不能逃脱这种循环。

在王韬看来，中国的纲常礼教是万世不移的真理，制度堪称完美，“盖纲常则亘古而不变，制度则递积而愈祥”⑥,中国唯独缺乏的是武备与机巧，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擅长的，因此应该向他们学习，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轻易学会这些技能。

另一方面，在王韬的“信仰系统”中，他始终相信“天”（或运会）在中国一边，他写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所以，只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改革步伐，即“所谓变者，在我而已……我自欲变，权为我操。”⑦那么终有一天，西方各国将“陆詟水栗，奔走偕来，同我太平”。⑧

结语：

王韬相信改革能使中国重新富强，但他不认为中国需要改变固有的制度。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证明，认为中国“特殊”，只愿进行器物层面的王韬式改革方案，注定不会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