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也就是说，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坏。其中的文人，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没品。无论道德学问，都有可称道之处。清华四导师，被今人誉为教授中的教授，我们称道梁启超，难道就不佩服王国维吗？这两个同事，当年可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时期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读李洁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读的那段历史，正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个时刻，中国恰好第二次整体沦为异族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带给中国的封闭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锢，让中国在本该转型的时刻，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结尾，要等到张勋复辟，才露端倪。一个原本需要帝制立宪的国家转型，却因为异族的统治，大好机会被轻易放弃。放弃之后，有些人却发现还是原来这个异族皇帝好些，想让他回来。这样的事，想想都替国人悲哀。当然，这样的反复拉锯的故事，实在令另外一些人气闷，于是再往回拉。因为这个时候，环顾世界，君主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容忍头上有个皇帝了。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觉得，所谓翻案文字，限于考据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评价上，则是扯淡。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路边的菜园子，但凡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干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比从事别的行当的人多几千本书才能入门，当今之世，能耐着性子做到这一点的，就没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别提了。

更多精彩文摘，请关注优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