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外侮行动，民众自发保卫家园，一定程度上骚扰了英军行动，梁章钜在上报道光的奏折中极力夸赞此次行。

鸦片战争爆发时，梁章钜任广西巡抚，1841年，他调任江苏巡抚，调任之时，他率先将三元里抗英上奏道光。

梁章钜在奏折中称，“初十日有乡民数万人，围困义律等众，功在须臾”，依他的描述，民众抗英义举差点大功告成，但因余保纯“得义律私信，出城弹压”而告失败。

不久后，梁章钜再次上奏道光，进一步描绘民众抗英功绩，他在奏折中附上了民众抗英说帖。梁章钜称乡民因见官兵无法依靠，“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结果“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民众之所以自发抗英，梁章钜认为与广东巡抚怡良，两广总督祁贡平日爱民关系密切。

梁章钜认为“民心”可用，提出打败英军的策略，“只须责成祁贡、怡良认真团练乡民，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再辅以“坚壁清野”的老计谋，英国人将不战自溃。

三元里抗英只有骚扰作用无法主导战争走向

梁章钜奏折中描述的三元里抗英，与史实相差甚远，他所提的战争策略更显得“纸上谈兵”。

梁章钜所称“英夷胆落魂飞”，依据的是《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他在奏折中附上了该文。这篇说帖用语夸张，称英军获胜只因收买“汉奸”，倚仗的是“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这三样东西。

说帖宣称，如果英军要打陆战，就该“或阵战，或马战，或步战”；如果要比拼炮火，英军需先考虑谁的炮弹重；如果要打海战，那就先退出虎门，“等我百日后，造就船只，与尔海外对战”。

从这番表述而言，民众对战争的理解可谓无知。其一，鸦片战争时，大炮的威力早不靠炮弹轻重衡量，早在1588年西班牙远征英国时，英国海军就靠滑膛炮打败了炮弹更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其二，两国交战，不存在一方停下进攻等待敌方造好武器再打的道理。

这篇说帖中，战绩描述更夸张，文中称“尔伯麦、霞毕，平日何等强横，如今……碎尸万段。”⑤不过这显然是民众造假，据茅海建考证，三元里抗英之时，伯麦正在去印度请兵的途中，不在广州，而所谓的霞毕，英军中并无此人。

显然，梁章钜奏报的战果不符合事实。

虚报战果误导时局判断鼓励团练助长绅权

梁章钜是第一个将三元里抗英上报清廷的人，也是第一个夸大三元里战绩的人，这种虚夸战绩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

其一，夸大民众抗英战绩，认为仅靠“认真团练乡民”就可收复香港，这十分幼稚，根本未认识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我们民族落伍了。以梁章钜为代表的士大夫错误总结失败原因，战后不思改革，使中国丧失了二十年宝贵时光（蒋廷黻语）。

民众出于保卫家园的热情，奋力抵抗外侮，这理应值得夸耀，但过分夸大三元里抗英，则让士大夫误以为“民心可用”，然而仅以“民心”对抗英军炮火，无疑是自杀。梁章钜作为主政者，并未起到指导舆论的作用，反而助长了虚矫和仇外心理，这是一大败笔。

其二，梁章钜鼓励团练，间接导致绅权扩张，私人军队崛起。团练不同于政府军，政府并不出资，费用全由乡绅筹措，因此只听命于乡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考察了三元里抗英的主体，尽管主要成员是农民，但领导者是乡绅。

梁章钜、林则徐都鼓吹乡勇团练，他们将权力下放给乡绅，逐渐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结果绅士开始盗用司法权和军权，军队开始私有化，这造成近代中国长期割据，难以统一。

茅海建结合英国史料分析认为，三元里英军实际死亡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⑦尽管数字很小，但就无正规训练，以冷兵器对抗英军的民众而言，仍是不小成绩，不过也必须承认，这场战斗未影响战争走向。至于英军退出广州，是因为奕山与英军签订停战协定，花费600万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