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我当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想表达的，并不是说只有底层、草根和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专门属于底层，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依我来看，我们寄希望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没错的。我们不能以道德与否的立场去评价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不能去要求在井下弯着腰的挖煤矿工们，不能去要求当年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为了这个国家经受阵痛、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阶级，也不能去要求1949年以后一直种粮食喂养着这个国家、且要交差不多40%口粮税的农民们。

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的人民大众，他们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人民了。如果我们希望随着国家的发展能涌现一些更道德的新公民，那我们会更倾向寄希望于那些物质生活上先富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恐怕问题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人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辜负了我们的希望。财富分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对于当下的民众，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靠勤奋工作和辛苦劳动来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羞辱性的伤害，而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什么叫做贵族。如果我们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既有像阿纳托尔这种贵族阶层的花花公子，也有像安德烈公爵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的弟弟小安德烈公爵牺牲在了战场上。托尔斯泰这面镜子照出了两种不同的贵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是物质和资源上的贵族，那他们究竟更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公爵呢？还是更像阿纳托尔呢？

改革如同推动巨磨，须有耐心和恒心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太多，对于人口数量要有形象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口只比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只这一部分人口就相当于两个俄罗斯。

前苏联叶利钦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件趣事：西方媒体访问克里姆林宫打扫卫生的老大娘，问她觉得自己和叶利钦总统的工作性质区别在哪儿？打扫卫生的老大娘说：“我打扫克林姆林宫，总统打扫俄罗斯。”这个话回答得太有水平了。那么我们姑且使用“打扫”这个词，要打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中国非常像巨大的磨，太巨大了，中国现在这一盘磨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之磨。

为了使巨大的磨盘转动，你们在座的着急，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同时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地输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最大的推把要远得很，可能连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我是政协委员，可能离磨还近一点，但是看到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由上而下严惩贪腐，塑造民众对于公平社会的信心

但我确实想说，过去的一年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向更好的明天迈进，确实又多了一些信心。不说别的，就说反腐这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章《九三断想》，当时我对腐败感到郁闷、愤懑，不知道对谁发火。对于敛财过亿的贪官污吏们，我们还没有很认真地像梳头一样清理。以前差不多单靠网络的力量来反腐，民间反腐义士们像家中养的好猫一样，在某个角落把老鼠咬死之后放在政府的窗台和办公桌上，说：“他在偷粮食，还把成捆的人民币拖到洞里去做窝了”，政府当然要管。而如今我们的反腐是自上而下的，我确实看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结合民间力量而形成的一种活力，我期待这种活力形成更理性、更一致的一种愿望。

韩国曾经有一位总统陷入了受贿门，那天夜里很多韩国的出租司机喝醉了，他们觉得总统贪腐一次相当于自己一辈子挣的钱，他们失衡了。如果国家在反腐上能够做得更有力一些，政府变得清廉，贪腐的钱被追讨回来了，即使我们上班累一点，所承担的一切快速发展时代的压力我们都会觉得可以忍受。只要社会公平了，贪腐少了，有些由于发展速度而造成的现象是我们可以承担的。工人阶级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下岗内退过，阵痛落到他们身上，他们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