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市黄业泛滥后，据广东省公安厅通报，截至2月12日中午，全省公安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共查处涉黄场所停业整顿近200间，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像这类“严打“的法律依据何在？

带着问题拜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的博文《对于性交易双方应当以批评教育为主》，很受启发。该文批评30年来依据“卖淫法”一直扫黄严打全无效果。对当今社会现实为性交易活动重新定性：是部分公民格调不高的低俗行为，（李教授在此排除雪中送炭型的性交易，他们更多是可怜，而不是可恶）。

所谓性交易不道德但不至于犯法，这是西方开放社会、包括香港的价值观。对此中国、北韩、越南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会买账。李银河教授作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可以接受欧美观念，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应该知道同和尚讲耶稣没有意义。

李银河教授指出；21世纪中国性交易性质不同解放初期，性服务人员绝大多数是自愿，消费者细分为两大人群，一群有闲钱，很多人有婚姻，只是想增加一种消费方式；另一群多为贫困地区找不到老婆和农民工没有城市姑娘愿意嫁，他们只是想买一点满足身体基本需求的性服务而已。1986年实行“卖淫法”对性工作者的劳教和对嫖客的罚款办法不合理，也完全失效。

我看性交易问题并不止所谓“黄业”这么简单。在官本位的中国特色下形成的权与色的交易，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例如解放军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曾包养6个情妇（一说8个），都是才貌双全军中绝色。明显带有超经济强制的成分.如果当时王守业不是威重令行，光靠几个臭钱，很难令前途无量的少女文艺兵上那胖老头的床。

大陆民间盛传的某电视台女主播，成为一大帮领导干部的公共情人，这位花魁娘子所得未必在乎缠头之资，而是在官场长袖善舞的叱咤风云。在京华上流社会，亿万富豪哪里够实权在握吃得开？

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第一位官员用权势换取名媛的性服务，这当然是如假包换的的性交易。民间一般的不道德交易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私生活交易，官吏使用人民给与的权力去换取性服务，或者去吸引性贿赂，必然损害公众利益。在任何社会都属于零容忍的重罪。其违法乱纪的严重性应该被列为扫黄的核心任务。

至于倚官仗势对下属或小民百姓性骚扰以至奸淫，居然有人淡化为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正是5000年文明古国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