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女性的大龄未婚，发明“剩女”这个贬抑性质的词汇已经是歧视女性的文化产物了，最近，“剩女”问题还煞有介事地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成为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话题之一。

广东省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罗必良在政协参加分组讨论会议时说：女博士在上大学时不找对象，是很大一件事。他打比方：女孩子是一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角度讲，读博士不是个增值的事，是贬值的事。”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政协委员陈日远表示，招博士生时，如果女学生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他一般会建议她们找到男朋友再考博士。陈日远表示，这是出于对女博士未来人生幸福的考虑，不要让优秀的女博士变成高龄剩女。

两位政协委员、教授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女权主义团体发起了抗议活动，并组织了新闻发布会。女博士生现身说法，请网友评价读博对她是增值还是贬值，还有网友使劲争辩，女博士哪里“缺爱”了，女博士哪里不好嫁啦，很多女博士学业爱情双丰收呀。

争辩的焦点是存在不存在两位男性教授所描述的现象，抗议的声音集中在反对两位政协委员的说法，认为他们在妖魔化女博士，女博士不存在比其他女性群体更难的婚配问题。

抗议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上述争辩从话语策略或逻辑完备性来说，都上了政协委员的当，掉进了他们“精心设计”的话语圈套：以否认客观现状的存在来认肯两位教授的价值主张，即承认了“女性成了高龄剩女是可怕的”这样一种社会评价。

不管两位政协委员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确利用手里的话语权设置了一套议程，制造了指向女性的话语权力陷阱。这时候，不加分辨扑通扑通跳进去的女性就帮助他们完成了这套话语的控制力-------在社会舆论层面，持续把对女性的评价与婚姻密切关联起来，从而成功地避免讨论如何提升女性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竞争力。

事实上，承认高学历女性择偶“困难”这一现状一点也不丢女人的脸，丢的恰恰是男人的脸：不自信的男人才害怕高知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排斥高知女性------两位男性教授以错误的角度描述了一个存在的现象。至少在中国大陆，知识女性的确是“学术的路越走越宽，婚姻选择的路越走越窄”，但这一现状应当归咎的不是女人们没有早早嫁人不读书了事，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婚配观念仍然极度落后所致。这种观念缺陷既包括女性择偶的拜金主义，把男人当饭票，也包括男性择偶只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和家政服务员的偏狭。

如果婚姻的意义在男性那里仅仅是找一个能生孩子又听话的年轻女性的话，女博士确实“贬值”：年龄大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有点学问了，还可能更加不容易驯服了。那么，女博士生们只有两种现实选择，一种就是听从那些男教授们的劝告，服从男性主导的这种婚姻观念，早早结婚，“落袋为安”；另一种就是不配合、不服从，开拓女性主张的婚恋观和事业观，在新的领地创造和丰富性别关系的可能性。

当然，这两种选择各有代价，前者或许牺牲自主性和独立性，后者或许是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但也可能因拍岸而起得过早，大大超前于社会的主流世俗价值观，她们将独自徘徊在沙滩上------所谓“灭绝师太”，承受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必要代价。

如果仔细比较西方女性“自下而上”和中国女性“自上而下”的独立之路，不难发现显著的差异：西方女权运动比沉浸在被赐予“妇女半边天”中的中国女性更决绝，更加毅然决然，她们更为相信与男性分离而平行的奋斗路径，而不会一边享受男权文化的红利，一边抗议男权文化的压抑。而部分中国女性迄今存在这一问题。频频自曝性爱视频要挟男性结婚的女博士、高知女性，无不在向社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女人们离开男人就活不了。

怀疑女性读博士的学术热忱，怀疑女性的科研能力，这都不是新鲜事。较早前，浙江大学教授冯钢发微博表示：“昨天面试免试推荐的研究生，居然5女1男，性别比例失调，结果前三名还都是女的。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免推生就这样拿走路了3个名额，正常考试的名额就只剩2个了，真为那些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担心啊。”

这番话，究竟是现状描述还是性别歧视呢？我倾向于是基于现状和概率统计的一种描述。即便这样，这种描述仍然造成对真心追求学术的少数女生的误伤。但是，另一个角度，则告诫我们注意到女性养育中的问题，即强化女生追求安稳安逸的保护式教育，是否也在压制女性更为卓越的追求和表现呢？

一个好社会，应当为多样生活选择提供诸种可能性。两位政协委员虽是饱学的教授，但在性别问题的认知上，是亟待重新开发想象力的“门外汉”。不过，克服性别偏见还得靠事实说话。投身学术工作的人，无论男女，都不应存有投机心理，都应忍受得起寂寞，以学术成果回击教授们狐疑的眼光，堵住他们媒婆般无聊的嘴。彪悍的女人不需要依靠婚姻定位社会身份，彪悍的女博士不必要上政协委员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