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都是计件的，见一个是一个，认识一个少一个。君子这路物种，真真寥若晨星，定浩兄“拣择”出曹操父子、阮嗣宗、陶渊明、李太白等几人，每人也就悭吝着给上数千字的赏读，其实那也不算赏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迈入中途之际某种感情危机的产物”。我在文章里约略嗅出这份感情危机的气息：渴望以事功填满自己的欲望在不断削弱，而向一个“此心安处”回归的念想在增长。

Lessismore，少即是多，不是都在说“低调奢华”吗？本质上就是这个意思。君子之交，君子好逑，君子不器，君子不立危崖之下——都是恬淡文雅，无群无党，完全自足，只有少，方显奢侈高贵之多。定浩兄能读诗书礼乐，能读乐府诗，读汉魏六朝，读全唐——李白之后的诗人他就兴趣渐弱了——在我看来是很奢侈的事情，这是往至者寡处而去，往无从索解中去：三国就出了曹氏父子，两晋就出了一个陶渊明，《古诗十九首》的年代，作者的名字都湮灭不知了；同时，和西方哲学、文学、诗学一样，越往前的越是稀罕，也越是笼罩在一层雾霭之中。

君子都是计件的，他们留存至今的辞章文句，也是有数的，篇篇耐嚼。这些文章不但在时间上距离智慧最近，就是在空间上也距离人的“初心”最近。《既见君子》里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颇高：“诗教”，以诗教人，让我想起“微言大义”，想起禅宗公案，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如果不知道的，就保持沉默”。“诗教”之神秘性，在于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无知，这是他唯一不怀疑的东西。定浩兄在陶渊明一篇里写到陶氏诗里的“无成”，有这么几句：“正是凭借对（苏格拉底的）‘无知’的一次次认识，哲学才持续不断地返回到开端，回到根；同样，每一次对‘无成’的思索，也让我们在疼痛中不断把目光返向自身。”

为什么如此？“藉由它们的引路，我们得以有可能碰触到某种值得过的生活，某种更好的生活。”

仅仅是为了“有可能”，我们就要返回到开端，到源头——此即《既见君子》一书给我的最大启示，亦即为何，定浩兄所谈论的诗人，最晚的一位是李白。用俗词说，李白是古诗之“集大成者”，用书中的话讲，李白是一座桥，“所有过往的诗意都汇集在桥的这端，被他巨大的身影挽住且挡住，在桥的那端”，是“未来新世界”的人们，如杜甫和韩愈，他们“极其自觉地致力营造各自独特的、或大或小的诗歌世界，但在李白之前的那些诗人们……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不同存在。”

我抄了太多书里的字，这不好，因为这本书原本也没多少篇幅。长期以来，我不曾读到比这更坚实精悍的文字，每个字都像一丸实心胶囊，在奋力追回汉字应有的质量——所有的文学与思想，都是从典雅奇特的中文字滋长出来的，尔后又涌泉相报，反哺于它们。说李白、陶渊明、曹操、阮籍都是化自同一个人，意味着他们都生于汉字母体，与之联系最紧密，最接地气；他们断无法想象后世会出现“喜大普奔”、“人艰不拆”这种塑料积木一般的语言，其迅速传播，正是因为今天的人根本不知何谓“自足”——我们与文字的初心是脱离的，而且，我们会如此敏感于“不要out”——对outofdate的恐惧，正是因为心里断脉，脚下无根。

《既见君子》领着我们寻根，在“初心”一词眼看就要被滥俗化的时刻（看看《东方早报》的新年发刊词，再想想“不要走得太远，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而出发的”这种成灾的鸡汤），它提醒我们，它并非一个固若金汤、等待你去抵达和捕捉的东西，你甚至未必知道它的存在，除非你是设法接近，进而领悟拥有初心的人写下的东西。

那是中国人的童年时代：且看“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匮乏与充盈、少与多、静与动，都是平衡的。从萌动，到喁喁私语，到携手，到亲密，到离别，到别后相思，在古诗的语境里，情感保持着能量的守恒，每一寸得到都埋伏着失去；但是，“初心”之人不会因为失去的到来而丧失稳定，并非因为他们心智成熟，而是因为他们的“自足”。

如定浩兄所说，童年和老年都是自足的，满的，只有青壮年才会患得患失，担心跟不上潮流，担心一夜之间，别人就说上了一嘴自己听不懂的概念。

尤雷克·贝克尔的小说《说谎者雅各布》里，雅各布给他的养女琳娜讲了一个故事：老国王的小女儿病了，指名要一朵天上的云，才能痊愈。老国王愁苦万分，一位园丁帮他解了围，他问女孩“云彩是什么做的？云彩有多大？”女孩说：“那还用说，云彩是棉花做的，”她拉开窗帘，“看，就像在天上这么大。”于是园丁给她找来一块枕头大小的棉花，女孩倏然痊愈。

我爱这个故事，也喜欢张定浩在书中写到，他的小女儿张开双臂，带着他“飞”了一路的故事。初心都是倾向于满足的，充实而有弹性。故而，作者才说，自己想在古诗里安定自己的生命，如同李白，一生的大志是“将复古道”：“太白所谓的复古，是努力回到诗歌的源头，重新理解这个民族最初的诗教和政治自觉。”诗与政治彼此交融，我立刻想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谈论音乐的教化功能，它能“使灵魂恢复正常的效果，仿佛他们的灵魂得到治愈和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