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阶层比较关心也是比较复杂的，能不能处理好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影响到企业家本身的生财之路；影响国家的收入；更进一步说完全能够影响到处于不同贫富阶层的社会平衡和矛盾。

自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英年早逝后，民营企业家的健康问题一直为公众所关注。日前，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包括阿里巴巴网站首席执行官马云、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等在内的150名杭州民营企业家，每年将接受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体检和疗养休假。

跟当年的“浙商清华深造学费由公家埋单”事件一样，“政府拨款请民企老总体检疗养”甫一见诸媒体，在公众中间就引起了一片争议。指责政府“劫贫济富”，质疑政府为何不出钱为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工进行体检，诸如此类，各种声音都有。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支持，理由是：那些企业家交税多，多享受些福利也无可厚非。

问题不在于政府该不该关爱企业家，而在于关爱企业家的方式。培训企业家或者给企业家做体检，这比某些地方实行“企业主给官员打分”决定官员去留，或者承诺给企业主子女中考加20分，甚至给予某些法律特权等等，无疑都要好得多。但是，动辄金钱开路的方式同样突破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无论是出资42万元请企业家走进清华大学培训，还是拨款安排企业家体检和疗养，给公众的感觉都是政府在“挥霍属于纳税人的钱财”，使用金钱手段“献媚”于企业家。

其实，区区几百元的体检费对于企业家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却是一种看得见的不平等———政府对企业家的关爱，却使得企业家背离公众越来越远，“仇富”心态被刺激出来，这恐怕是真正的企业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企业家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价值观：从草根做起，从市场做起，最终的希望，一定要步入庙堂之高，这才是风光的人生景象。

这带来两个维度的思考。

第一是中国的企业家普遍都有渴望进入政坛的心态。一方面这是实业救国的梦想，一方面也是谋求一种对企业发展的最大保护。企业家的这种心态，尚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政商环境下，这几乎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第二则是政府将一名企业家，尤其是一名私人企业家纳入到官员体制内的措施，究竟在多大的层面会对时代，对社会，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深度分析，虽然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都是趋之若鹜。

罗列一下几名当代企业家的政治履历：

毋庸讳言，这样的风景，并不新鲜，至少这不是共产党管理企业家的创新性办法，事实上，历史上早已有之，晚清时代，这样的格局，更是家喻户晓。

1898年，朝廷总理衙门发现了两个现象，其一是英国和俄国的政府经常奖励那些生意兴隆的商人，因为这些生意人为政府赚来了外汇，其二则是在天朝，外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对国内相对陈旧一些的手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总理衙门决定鼓励国内手工业和商业，推出了一套针对商人的奖励措施。

由于晚清的工业化运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的军事能力，实现自强，因此，朝廷出台的第一套奖励章程，乃是奖励能够为国家的军火生产发明了新技术或者是比较新的技术，技术能力优秀的工匠和有发明创造的技工。那些能够从国外引进中国所没有的西方技术发明和工业技术仿制品的人，也在奖励之列。有意思的是，能够写出纯粹技术性论文的知识分子也被奖励，与之相适应，那些创办雪堂、博物馆的人，那些能够传播科学思想的人，也是被奖励的人。朝廷开出的奖励措施，包括五大类，分别为：授予家族世袭官职、任命为实际的官衔、给予虚拟官衔、颁发朝廷嘉令状、颁发巨幅牌匾。

1898年7月12日，光绪帝批准并颁布了这一章程，并列为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套章程从颁布之日起，到晚清崩盘，从未实行过，因为史料里找不到任何有关奖励的行动，或者是关于建立机构处理奖励事宜的记载。这可能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有关，总之是不了了之。不过到1903年商部成立之后，慈禧似乎认为光绪的那套措施有道理，又命令商部的人重新启动奖励工商业事项。所以商部开张不久所作的一件大事，就是草拟一份新的《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不过这一次朝廷不再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是着眼于投资规模。

表一：对倡办者的奖励措施

不过，对于这套措施，怀疑的人居多，原因在于，第一，投资者实际上没有机会获得任何一项奖励，源于章程设定的投资规模太大，即使要得到最低的奖项，个人也至少需要投资50万元（陈锦江的怀疑性观点，见《清末现代企业与观赏关系》第191页。）。朝廷出台这样的措施，可能考虑到了新公司的治理结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试图吸引更多具有中等财力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而不是少数能够提供大量资本的超级富豪。但问题在于，在晚清，能够一口气集纳50万元美金的人，显然已经很有官家地位，用相应的五品议员官衔来奖励商人，对有实力的人而言，这没有吸引力，如此，这个章程几乎就成了一个摆设。

在笔者看来，政府关爱企业家永远比不上公众尊重企业家更有价值。公众对企业家的尊重(而不是仇视)，是一个健康财富文化形成的标志，也是一个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真正的企业家最希望得到的是公众诚心实意的尊重，而不是从政府那里得到所谓的“福利”和“特权”。政府以金钱开路关爱企业家，或者实行“企业主给官员打分”决定官员去留之类，看似关爱企业家，其实是害了企业家，使得他们在“贫穷的大多数”的群体中更加孤独，更加受到仇视。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关爱企业家的根本准则应该是，关爱行为本身有利于让公众加深对企业家的尊重。如果不能，那就不是真正的关爱，而是一种“双输”行为：政府失去公众的信任，企业家失去公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