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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