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射礼拓片图

900多年前的某一日，在滁州琅琊山的幽谷中，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常常被优美的语言、肆意洒脱的情怀所吸引，很少会注意其中描绘滁人游山之乐的生活场景，如“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这一句，正是宋代文人乃至民间宴游时游戏活动的生动缩影。

其中看似闲适的“射者之戏”，或许正与欧阳修精心设计的酒令——九射格，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能就是其灵感雏形。南宋宗室赵与旹（同“时”），在《宾退录》卷四中，不仅全文引录了“九射格”的方位排列，更直接指出“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说明这种游戏已经完全融入宴席酒令之中。

射礼作为古代“六艺”之一，属于“五礼”中嘉礼的一种，是周代重要的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然而这些终归是皇家贵族的专属礼仪。欧阳修却独具匠心，创制九射格，将古礼“平民化”，带入寻常宴饮。

九射格融合射箭之礼与投壶之趣，既保留了古礼的庄重感，又增添了游戏的趣味性。其标靶以一块木板制成，分为九格，中间画一只熊，四周绘虎、鹿、雕、雉、猿、雁、兔、鱼八种动物。这九种动物排列颇有深意：熊居中央象征权威，虎、鹿分列上下，雕、雉、猿居左，雁、兔、鱼则居右，暗合生态秩序。欧阳修以游戏为载体，将儒家伦理与道家自然观悄然植入。九射格的玩法很简单——酒桌上的人轮流从竹筒里抽签，抽到熊的，就用飞镖去打标靶上画的熊；抽到兔的，就用飞镖去打标靶上画的兔，以此类推。

“投壶”“射覆”等传统游戏，往往带有较强的竞技性和胜负心（负者饮酒或受罚）。而九射格刻意化解了这一点，其核心创新“无胜负，无赏罚”。无论射中与否，都要饮酒，更像是众乐乐的氛围。因为消除了因胜负可能带来的紧张，所以才能营造出真正的同欢共乐，这显然很符合欧阳修追求“与民同乐”的和谐氛围。

这种游戏一经发明，就很快传播开来，逐渐从雅令变成了俗趣。当然，九射格的流行，离不开宋代酒令文化的繁荣。彼时汴京酒肆林立，宴饮成风，酒令形式百花齐放。如叶子戏（纸牌鼻祖，玩家需推算未出之牌，智趣盎然），彩选（掷骰升官，以“赃、功、德、才”等定升降，讽刺官场浮沉），搜寻隐君子（宋代版“杀手游戏”，需推理隐藏身份，考验口才与机敏）……相较之下，九射格独树一帜，它不似叶子戏的谋算，也不似彩选的世故，而是以射箭的肢体动作打破文人的拘谨。

深谙自然之趣的欧阳修，在《画眉鸟》中曾感叹：“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他所创制的九射格，恰似那只“林间鸟”，让宴饮者暂脱礼法束缚，回归天真之乐。加之宋代文人推崇“礼乐相济”，九射格以射礼为骨，以游戏为肉，既延续了“射以观德”的传统，又以轻松形式消解古礼的刻板。欧阳修创制的九射格，以其独特的肢体参与性和消解胜负的和谐理念，为酒桌增添了更富诗意与天真之乐的选择，成为当时流行酒令的“一股清流”。

遗憾的是，这种依赖文本与口传的游戏，因缺乏后世可见的实物（如标靶、酒筹）遗存，其生动的细节难免在时光中变得模糊。但不可否认，欧阳修设计九射格，本意不只是消遣；其深层意图有醉翁的初心，以及酒令背后的文化理想。欧阳修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以豁达之心面对逆境。贬谪滁州期间，他疏浚泉池、兴建亭台，与百姓同饮同乐。九射格的设计，恰似醉翁笔下的山水，凝聚着他的风雅与智慧，更洋溢着返璞归真的自由意趣。

文/马庆民